云游-奥尔加

◎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巧合的是，得知这一消息时，作者正开车跨越德国边境。

◎ 由116个速写、随想、当代故事、历史传说组成，一部兼具组诗与史诗特质的奇妙作品，展现一个无比开阔的、多层次的世界，轻与重在此交织，可以从任何一段开始阅读。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之后，作者以更具哲思的视角进入现实与历史，不断行动的同时不断观察，如记录一位也许正在记录“我”的邻座游客：我们互为互文。

◎ 2007年《云游》问世，次年获尼刻奖（波兰*高文学奖）；2018年英译本出版，当年获布克国际奖，次年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作者走出波兰迈向国际，奠定世界声誉的力作。

◎ 从波兰语初版到英译本问世，用了十年，从布克奖到诺贝尔文学奖只用了一年。本书已授权四十余国。

◎ 被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年诺奖得主，《二手时间》作者）称为“辉煌壮丽的作家”，并视为叛逆的同路人。

《云游》是一部星群小说，用托卡尔丘克自己的话说，“星群组合，而非定序排列，蕴含了真相。”是一部源于候诊室的书，作者找医生验血，候诊时突然意识到对自己的身体几乎没有认识。然后研究开始了，作者甚至为此一整年在阿姆斯特丹研究解剖学。是一部由116个或长或短章节组成的长篇小说。围绕两个不断交织的主题——旅行和人体保存——虚构的故事、发生过的真事、思想性的片段，一圈圈地排布，身体、旅行、飞行及运动的隐喻性和形而上等问题，随着人的身体在世界中的运动这个主线而展开。

我试图用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来叙述旅行经历。旅行并非是线性的经历：我们从一个飞机场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公交车站到另一个公交车站，这样的经历像是在不同的陆地穿梭。……读者……可以在机场、火车上读这本书。这本书很容易阅读，读者可以根据其喜好的顺序随意阅读书中的章节，可以从一个短故事跳跃到另一个短故事，从一个人物跳跃到另一个人物，当然最终，读者会感觉到这本书的完整性。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辉煌壮丽的作家

——S.A.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年诺奖得主）

一部卓越的小说，作者堪比塞巴尔德。

——安妮·普鲁（《断背山》作者）

我在这里

我很小。我坐在窗台上，身边尽是乱扔一气的玩具、被推倒的积木高塔、眼珠凸出来的洋娃娃。屋里很黑，房间里的空气慢慢冷下来，暗下来。这里没别人；他们都走了，不见了，但你仍可以听到他们的言语声渐渐消失，踢踢踏踏的脚步的回音，几声遥远的笑声。窗外的庭院里空无一人。黑暗从天而降，轻柔地弥漫开来，像黑色露水般落在一切物事上。

那种寂静是最让人难受的，稠密，几乎肉眼可见——阴寒的暮光、钠蒸气灯的昏暗灯光都已沉入黑暗，灯光只能照出几英尺远。

没有任何事发生——黑暗的蔓延止于家门，所有的喧嚣渐息，归于静默，就像热牛奶冷掉后凝成的那层厚厚的膜。房屋映衬在天空的背景里，渐渐失去了鲜明的边缘、分明的棱角，那种轮廓似乎能弥漫到无限远。越来越暗的天光带走了空气——没有剩下可供呼吸的空气。现在，黑暗已浸透我的皮肤。各种声音兀自蜷曲，把自己裹在里面，收起蜗牛般的小眼睛；世界的盛大乐队已离去，消失在公园里了。

夜是世界的边界，我在玩耍中偶然发现了这一点，并不是刻意去探寻的。只是因为我被单独留下了，几乎无人照管，我才发现了这一点。我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困境，很清楚自己现在进退不得。我很小，坐在窗台上，望着窗外暗冷下来的庭院。学校厨房里的灯都灭了；大家都走了。所有的门都关上了，门闩落下，百叶窗低垂。我很愿意离开，但我无处可去。我自己的存在，就是眼下唯一具有鲜明轮廓的物事，一圈颤抖又起伏的轮廓，让人痛楚的颤抖和起伏。猛然间，我明白了：现在，我在这里，仅此而已。

你头脑里的世界

此生第一次远行，我就穿过了田野，步行。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我不见了，也就是说，我走出了相当长的距离。我走过了整座公园，甚至往下沿着土路，穿进玉米地，走过被水沟分成了几个大方块、长满樱草花的湿漉漉的草甸，最终走到了河边。当然，在那个山谷里，那条河可谓是无所不在，流经各处的田野，还让地表植物下的泥土吸饱了河水。

爬到河堤上后，我能看到一条波动不止的丝带，一条总往视野外绵延的路，从这个世界里延伸出去。如果你运气好，还能瞥见一条船，或是往这个方向，或是往那个方向，行驶在河中的某条平底大船，不被两岸注意，不被树木注意，不被站在河堤上的人注意，也许是靠不住的地标，所以不值得去注意，只有一个观众觉察到，那些船自身的移动优雅至极。我梦想着长大后能在那样的大船上工作——或是索性变成一条那样的船，那就更妙了。

只是奥德河而已，不算大河，但我那时也很小。它在河流的等级里自有一席之地，后来我在地图上查找过——级别不高，但存在，好歹算得上亚马逊女王皇宫里的子爵夫人吧。但它对我来说已经够宏伟了，看起来庞然无际，随心所欲地流淌，不受任何阻挡，很容易泛滥成洪，完全无法预料。

偶尔会有些障碍物聚积在沿岸水底，形成小漩涡。但河水涌流，朝着北方一往无前，只在乎远在天边、遥不可见的目标。你不能一直盯着那河水看，因为河水会牵着你的目光一路奔向地平线，会害你失去平衡感。

当然，河对我毫不在意，只在乎它自己，河水涌动不息，令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我长大后才知道这句话。

每一年，河水都要为承载那些沉重的船只索取高昂的代价——因为，每一年都有人溺死在这条河里，或是某个在炎炎夏日里下河戏水的孩子，或是某个在桥上发酒疯的醉汉，哪怕桥边有栏杆，醉汉还是会翻落到河里。为了搜寻溺水者，总会搞出一番大阵仗，邻近的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结果。他们会请来潜水员和军用小船。我们偷听大人们的议论，从而得知那些被找到的尸体无不肿胀、惨白——河水把他们的生命荡涤得一干二净，把他们的脸孔冲刷得面目全非，以至于他们的亲眷们在辨认尸体时都会觉得很艰难。

站在岸边、凝视河流的我明白了一件事：流动的物事总是比静止的好，哪怕，流动会带动出各式各样的风险；相比于恒久不变，改变总是更高尚的；静止的物事必将衰变、腐败、化为灰烬，而流动的物事却可以延续到永远。从那时开始，那条河就像一根针，插入了我之前安稳的生活环境：公园里的景致，种着可怜巴巴的几排蔬菜的暖房，我们玩跳房子的水泥板铺就的人行道。这根针穿刺到底，标出了垂直发展的第三维度；被如此穿透后，我的童年世界就像一只漏气的橡胶玩具，在嘶嘶声中，气都漏光了。

我的父母不能算是安居型的那种人。他们不停地搬，一次又一次，最后总算在一所乡村小学附近逗留了比较长的时间，那地方离任何一条正儿八经的大路、任何一个火车站都很远。之后，旅行就仅仅意味着在犁沟里行走，翻过没有耕地的天然山脊去附近的小镇，买点东西，在当地办事处交几份文件。市政厅大广场的理发师总在店里，总系着那条围裙，无论怎么洗、怎么漂白都没用，因为客人用的染发剂留下污迹，看起来就像中国书法的一笔一画。我妈妈会去染发，我爸爸就在新新咖啡店里等她，坐在户外的那一两张小桌子边。他会看看当地的报纸，最有意思的通常是有警事报道的版面，讲的无外乎是谁家地窖里的腌黄瓜和果酱罐被偷了。

然后，假日到来，带来怯生生的游客，他们的斯柯达小车里都塞得满满当当。到了早春，雪刚停，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做准备，在夜里提前计划，哪怕大地还没恢复生机；你必须等到能犁地、锄地的时候才能再次播种，从播种的那一刻起，地里的事就将占据他们所有的时间，从清晨到傍晚。

他们那代人喜欢用房车，把整个儿家当拖在身后。一只煤气炉，可折叠的小桌椅。一条塑料绳和一些木衣夹，可以在停车后晾洗干净的衣服。防水桌布。一套野餐用品：彩色塑料碟，厨具，盐罐，胡椒罐，玻璃杯。

沿途有个跳蚤市场是我父母特别喜欢光顾的（因为他们对教堂里、纪念碑前留影这种事并不感兴趣），我爸爸在那儿买过一只军用水壶——黄铜做的，壶身里有个容器，装满水后，可以整个儿吊在火上烧。虽然营地里有电，他却总用那只冒着热气、喷溅水沫的铜壶烧热水。他会跪坐在滚烫的水壶前，非常自豪地用咕噜咕噜滚烫的开水冲我们的茶包——像个地道的游牧民。

到了营地，他们就能与很多同道中人为伴了，他们会在指定区域停车安顿好，和左邻右舍热络交谈，周围尽是吊在帐篷吊绳上的袜子。通常，他们决定行程前都会参考那些煞费苦心罗列了所有观光景点的旅行书。清晨，去海里或湖里游个泳；下午，游览城里的历史景区；以晚餐告终，主菜通常是从玻璃罐里倒出来的：菜炖牛肉，浸在番茄酱里的肉丸子。你只需要再煮个意面或米饭就好了。开销总要一省再省，波兰兹罗提是一种疲软的币种——不太值钱。一路都要找到能用电的地方，然后百般不情愿地拔营离开，其实，这样的旅行都逃不出家的轨道，都逃不出同一种形而上的归家引力。他们算不上真正的旅行者；他们离开是为了返回。等他们返回到原点就会如释重负，觉得自己圆满了某种职责。他们回到家，把堆积在五斗柜上的信件和账单收拾好。好好地洗刷一通。到处展示照片，把朋友们烦得要死，忍不住直打哈欠。这张是我们在卡尔卡松。这张是我老婆站在雅典卫城前面。

然后，他们会安安稳稳地过上一年，每天清晨都回到前一晚留下的日常生活中，自家公寓的气息渗进他们的衣物，他们的双脚在同一块地毯上不知疲倦地磨出一条路径。

那种生活不适合我。在一处逗留时，不知不觉就开始扎根——不管是何种基因造成了这一点，我显然没有遗传到。我试过，很多次，但我的根总是很浅；最轻微的一阵小风都能把我连根吹跑。我不知道该如何生根发芽，天生不具备那种植物般的能力。我无法从大地中汲取营养，我是安泰俄斯的对立面。我从移动中——从颤动起步的公车、轰隆作响的飞机、滚滚向前的火车和渡轮中——获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