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罗卡曼迪欧家族背后的真相

　　其实我认识保罗也才不久。我与他是一九八六年秋在多伦多东面罗伊顿的埃利斯大学结识的。那时我刚回校，我曾经休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去印度旅行了一趟。那年我二十三岁，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而保罗则刚满十九岁，正在步入他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在埃利斯大学，每年新学年伊始，一些老生总要带着新生熟悉校园。这可不是搞恶作剧或动坏脑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生是要真正给他们提供帮助的。老生们被叫作“阿米哥”（amigos），新生们则被叫作“阿米吉”（amigees），这也可以看出在罗伊顿人们多么爱用西班牙语。那时我就是个阿米哥，在我的印象中，那些阿米吉是一群欢快、热切的年轻人——他们青春勃发。但是很快，我却喜欢上了保罗的那种悠闲懒散的性情，机敏的好奇心，以及他那疑心重重的秉性。我们两人一拍即合，不久便混在一起了。由于我较年长而且有更多的经历，我通常带着一种睿智的领袖才有的权威与他说话，而他也总会像一个年幼的信徒一样听着。不过有时他也会扬起一边的眉毛插几句话，将我的自负暴露无遗，让我颜面扫地。然后我们便融入一片笑声，结束这种角色扮演；我们的关系很明显，就是一对十足的好朋友。
可是，第二学期刚开始，保罗就病了。在圣诞节的时候他就已经发过一次烧，而且从那以后就一直干咳，久久不愈。起初，他——我们——都没有将此放在心上，觉得可能只是感冒，空气干燥之类的原因。
慢慢地，情况开始糟糕起来。现在我才想起当时没有好好思量的一些迹象：饭经常剩着，没有吃完。有一次他向我抱怨过腹泻。不同于懒散的缺乏活力。还有一天，我们爬上图书馆那仅有二十五级的台阶后便停了下来，就因为保罗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需要休息一下。而且他的体重好像也开始下降了，虽然那时他穿着厚厚的冬衣，不好说到底有没有瘦些，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上半年他的身体要结实得多。等到我们都意识到出了什么问题时，我们才一起说起这些——你可以想象只是以很随意的方式——我会扮演医生，然后说：“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症状……呼吸急促，咳嗽，体重下降，疲劳。保罗，看来你是患肺炎了。”当然我只是在开玩笑，我能知道什么啊，但是事实是他得的就是肺炎，学名叫卡氏肺囊虫肺炎，内行人都称PCP。二月中旬保罗动身去了多伦多看他的家庭医生。
九个月后他便病逝了。
艾滋病。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一副事不关己的口吻。那时他离开也将近两星期了。他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我浑身一震。第一反应是考虑自己。他有在我面前割伤过吗？如果有的话，是怎么处理的？我用过他的杯子吗？吃过他的东西吗？我试着确定他的身体系统与我的身体系统间是否有过任何交集。然后我才考虑到他。我想到了同性发生关系与吸毒。但是保罗不是同性恋。虽然他没有直接和我那么说过，但据我对他的了解以及观察，他从没有过双重的性取向。同样，我也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因为那样的原因。三年前，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和他的父母一起去了牙买加过圣诞节。他们遇上了车祸。保罗的右腿骨折，而且失了些血。然后他在当地的医院接受了一次输血。六个事故目击者自愿捐血，其中有三个血型匹配。打过几个电话并做过一些调查后，得知了那三个捐血的人当中有一个两年前在接受肺炎治疗期间意外死亡。验尸证实，此人死于弓形虫大脑损伤。一种可疑的并发症。
那个周末我去保罗家看望他。他家在富裕的罗斯代尔镇上。我本不想去的，我想将整件事情彻底从我脑中抹去。我问——其实我想以此为借口——他父母是否介意这个时候有人拜访？可他坚持让我过去，我只好应邀去了。我开车到了多伦多，找到那儿。他父母对我到访的反应果然不出我所料。其实那个周末最受伤害的不是保罗，而是他的家人。
那天知道了保罗很可能是如何感染上那病毒后，他的父亲，杰克，一整天就没再出过一点声。第二天早晨，他父亲从地下室拿了工具箱，直接在居家服外套了一件过冬穿的皮制大衣，就出门走往车道，然后开始砸自家的车。就因为那次在牙买加出事时是他开的车，虽然那不是他的错，而且当时开的也是另一辆车，一辆租来的车。他拿着锤子，砸碎了所有的车灯和车窗，刮破了整个车身，扎破了所有的轮胎。他还用虹吸管吸出了油箱里的油，然后车里车外地将油倒上，最后一把火把车烧了。那时邻居叫来了消防员，他们匆忙赶到扑灭了火。警察也赶来了。当杰克喊出了他为什么要那么做时，赶来的警察都深表理解，随后就走了，而且也没有起诉他；他们只是问了他是否需要去医院，当然他拒绝了。于是，当我到达保罗那宽敞、位于街角的房子时，那就成了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个场景：一辆覆满干泡沫的烧毁了的梅赛德斯汽车残骸。
……

我十九岁那年，也就是我上大二的时候，我的学业悄然中止了。正当我的成人生活拉开帷幕之际——此时无限的自由在向我招手——该如何支配那份自由却开始让我心烦意乱。我一直都期望一个个学位——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能成为我通向成功人生的奠基石。可是，那一年，我木然地凝视着康德的一段段文字，百思无解。我两门功课不及格，奠基石也随之轰然倒塌了。往后的前景令我头晕目眩。
青年时代的这一生存危机所带来的一大结果，乃是我初试牛刀，三天内就写出了一部独幕剧。它讲述一位年轻人爱上了一扇门。他的一位朋友了解真相后就把门给砸了，我们这位主人公随即就寻了短见。毫无疑问，这一剧本糟糕极了，相当不成熟，简直无可救药。然而，我觉得自己仿佛走路时无意中踢到了一把小提琴，把它捡了起来，开始拉弓调弦：或许琴音不堪入耳，而乐器本身却如此美妙瑰丽！营造背景，塑造人物，赋予人物对话，引导他们经历一个个场景，并以此展现我的人生观，这是多么引人入胜啊！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倾注全力的营生。
于是我奋笔疾书。我又写了一个剧本——一部具有荒诞派戏剧色彩的模仿之作，简直糟糕透了——然后转向了散文作品。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它们全是蹩脚之作——之后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同样蹩脚至极——然后又写了几个短篇小说——没有一篇称得上佳作。不妨再借用小提琴这一类比，我蹩脚的演奏简直把邻居们给逼疯了。然而，尽管如此，有什么东西仍然推着我前行。这倒不是我从中看到了未来；倘若认为我的涂鸦与书架上的书籍挂上了钩，这是荒谬绝伦的。我没觉得自己写作是在浪费光阴——写作是一项十分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我也并不认为我是在安身立命。说实在的，我当时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像帕格尼尼（尽管没有他那样的才气）那样着魔似的埋头写作。
可是，渐渐地，通过大量的实践，我终于有了长进。我不时地奏出曼妙的乐音。我逐渐地意识到，故事的根本在于情感。假如一个故事不能在情感上站住脚，那么它就大大地失败了。到底是哪种情感并不是关键；无论是爱意、嫉妒或冷漠，只要它能令人信服地得以表达，那么故事就会显灵生辉。但是，假如故事不想被人淡忘，就必须激发人们的思想。理智根植于情感中，情感建构在理智中——换言之，一个扣人心弦的好构思——那才是我追求的崇高目标。当这样一种诉诸情感的意境向我袭来，当灵感的火花像一团篝火照亮我的心灵，我就文思泉涌，无以复加。
我处处可以获得灵感：书籍，报刊，影视，音乐，日常生活，遇到的人，记忆和经验，以及那神秘的创作氛围，借此各种思想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入我的脑海。我放松心情，吸纳各种故事。我用眼睛和耳朵找寻它们。我朝外观望，而不是向内审视。我厌倦了内省。我兴致勃勃地调查研究，这成了我的学习之道，成了我的私人大学。没有任何事情比为捕捉故事而探究大千世界更令我欢欣酣畅。
与此同时，我与父母同住共居。抑或，更确切地说，我依靠父母生活。我不付房租，三餐也吃他们的。我打临时工——种树、洗碗、当保安——但绝不让这些杂活儿妨碍我动笔杆子。虽然我没有为了保全未来而笃行不倦，但这并没有使我忧心忡忡（也没有让我父母担忧；谢天谢地：一切艺术家都需要赞助），因为，仅举一例，我已有一个长长的故事装在脑中——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中篇小说——它简称为《赫尔辛基》。它的灵感来自于一位身染艾滋病的朋友之死。虽然小说标题冗赘，观念拙劣，情节凝滞，但故事生机盎然，这种生机你可在初生婴儿身上、在典雅的小提琴独奏中找到，这种生机使一切显得神清气爽，充满希望，并值得为之付出艰辛。有了这样一种生机在我手中荡漾，我怎么可能为一张床铺而担忧，为晚年的一份退休金而愁悒呢？
我把一个个故事寄了出去。有一次，我把十六个不同的故事寄给了十六个不同的文学杂志，我收到了十六份退稿。还有一次，我把十九个故事寄给了十九个文学杂志，其中只有两个被接受了。命中率为百分之五点七。没关系。我依然会孜孜不倦地写作，直到另有所获，可是迄今还是一无所获——但我为此感到欣慰。
本集子中的四个短篇小说是我早期创作生涯中的精心之作。它们写得很棒，为我赢得了几多奖项。《赫尔辛基》被改编成了戏剧和电影，《死亡之道》也被改编成了电影，两次被搬上了舞台。本集子一九九三年首版于加拿大，随后在其他六个国家刊行。随着这些小说的面世，邻居们也不再砰砰地敲墙，而是过来向我喝彩：“好极啦！好极啦！”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当时——如今依然如此——我感激非凡。十年以后的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把这四个短篇小说再次奉献给广大读者。略作修订之后，我希望年轻气盛、夸大其词的现象能有所收敛，而文中偶尔出现的粗陋之处也能得以一一消除。毋庸置疑，我还有别的故事要讲述，但是，于我而言，这四个故事将永远承载全球首发所带来的欢愉和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