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佣的故事

1.本书是一位美国底层单亲妈妈的回忆录，内容源自她做清洁工以及独自抚养女儿的真实经历，涉及时下热门议题：女性独立、家庭暴力、医疗制度、贫富差距等；

2.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将本书选为2019年的个人夏季书单；Neflix已购下影视版权，兰德的故事即将以影视的形式与读者见面；《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社会学家芭芭拉·埃伦赖希为本书亲撰序言。

3.《纽约时报》畅销书，2019年百本值得关注图书；《华盛顿邮报》2019年50部杰出非虚构作品；《底特律新闻报》2019年最受瞩目新书；《福布斯》年度最受期待书籍；《魅力》杂志2019年度最佳图书；Amazon2019年百本最佳图书、最佳非虚构图书、最佳回忆录；《卫报》《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周刊》联袂推荐。

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单亲妈妈、清洁工、社会救助对象，同时也是一位专栏作家，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等。她自小就想成为作家，曾经每天只有六美金生活费的处境并没有令她放弃追梦。逃离家暴的男友时，身无分文的她只能和九个月大的女儿躲进收容所，并利用助学贷款、社会福利津贴勉强度日。如今，她靠自己的双手为女儿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也实现了作家梦。同时，兰德为底层人发声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她参与了经济困难报道项目（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致力于推动针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高质量新闻报道，尤其鼓励那些处在挣扎边缘的人参与进来，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于那些认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是因为懒惰或智力有问题的读者来说，这部回忆录是一次很有必要的纠正……在社会福利被削减的时代，这本书为贫困人群发声……对任何从未与贫困作过斗争的人来说都是必读的。

——《柯克斯书评》

这是一本令人感动、有力量的处女作回忆录……兰德对她女儿的爱贯穿全书……这是一个关于坚韧和生存的美丽的、振奋人心的故事。

——《出版人周刊》

兰德这部作品拥有扭转人们观念的力量。读了她的故事，那些雇佣清洁工的雇主会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吗？他们会向底层劳动者奉上那微薄的尊重吗？兰德的清洁女工经历令她身心俱疲，但她熬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她证明了自己。她的故事，值得聆听。

——《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个悲伤但又鼓舞人心的故事。书里的每一页，都饱含着斯蒂芬妮对女儿的爱，让我们看到绝境之下一个女人非凡的力量。

——心理咨询师 金韵蓉

序 言

第一部分

1. 小屋

2. 露营地

3. 过渡住宅

4. 市集公寓

5. 七种不同的生活补助

6. 农场

7. 世界上最后一份工作

8. 色情之家

9. 搬家大扫除

10. 亨利的房子

第二部分

11. 一居室公寓

12. 极简主义者

13. 温迪的房子

14. 植物之家

15. 大厨之家

16. 唐娜的家

17. 三年之内

18. 悲伤之家

19. 洛丽的家

20.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21. 小丑之家

22. 与米娅共度的平静生活

第三部分

23. 做得更好

24. 海湾之家

25. 最勤奋的劳动者

26. 囤积狂之家

27. 我们到家了

1、小屋

我的女儿是在一间收容所里学会走路的。

那是六月的一个下午，就在女儿满一周岁的前一天。我坐在收容所里那张破旧的双人沙发上，端着一台老旧的数码相机捕捉下她迈出第一步的身姿。只见米娅努力地蜷曲脚趾，尽力保持平衡。她顶着一头卷卷的头发，穿着细条纹的连体宝宝衣，棕色的眼睛里倒是充满了坚定。透过镜头，我清楚地看见她脚踝处的褶皱，肉鼓鼓的大腿，还有那圆滚滚的肚子。她嘴里咿咿呀呀地朝我走来，光着的脚丫踩在瓷砖地面上。成年累月的污垢深深嵌进了地缝里。任凭我拼了命地刷洗，却始终刷不干净。

房屋管理局将城镇北边的一间小屋分配给了我们这种无家可归的人，人们可以在里面住90 天，而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接下来，我们就要搬到过渡住所去了——在一栋水泥地面的破公寓楼里，权当一处临时住房。可就算再“临时”，为了女儿，我还是尽全力将这间小屋打造成了一个家。我给这张双人沙发铺上一条黄色床单，不仅是为了让惨白的四壁与灰蒙蒙的地板增加几分暖意，更是想给这段黑暗的时光平添几丝明快与欢欣。

靠前门那儿的墙面上，我挂了一本小小的日历，上面标满了与社工的预约信息，我能向他们所在的机构组织寻求帮助。我找遍了所有地方，窥探过每一间政府援助住房的窗户，站在长长的队伍里，和那些拿着乱糟糟的文件来证明自己身无分文的人排在一起。为了证明自己有多穷，要办的事情排山倒海一般向我压来。

这里不太允许我们接待访客。我们有一袋行李。米娅有一小篮玩具。架子上放了一小摞书，正好隔开了生活区和厨房。我把一张圆桌固定在了米娅的高脚椅上。还有一把椅子，我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看女儿吃饭，一边喝着咖啡来抵消腹中的饥饿。

我瞧着米娅迈出她人生中最初的几步，竭力忍住不去看她身后那只绿盒子。那里面存放着我与她父亲争取抚养权的法律文件。我逼迫自己将目光锁定在米娅身上，向她露出微笑，表现出一切安好的样子。假使我调转镜头，恐怕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我那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上，我仿佛是另一个人，这或许是我有生以来最消瘦的模样。我干着一份景观园丁的兼职，每个星期要花上数小时修剪灌木，清除疯长的黑莓丛，还要把多余的细小草叶一根一根地摘掉。有朋友听说我急需用钱，有时便让我去一些他们的熟人家里，给人清洁地面、打扫厕所。这些朋友并不富裕，但他们至少还有些家底，可我没有。对他们来说，丢了工作可能意味着日子会苦些，却也不至于沦落到住进收容所的境地。他们还有家人亲戚能掏钱出来救急，让他们免遭厄运。可是没有人会给我们雪中送炭。我只能和米娅相依为命。

房管所的登记表上有个问题，问到我接下来几个月的个人目标是什么。我写道，我将试着和米娅的父亲，杰米，一起努力。我想着要是我能尽力一试，我们就能渡过难关。有时我也会幻想着，要是我们组成一个真正的家庭会是什么光景——母亲，父亲，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将这些白日梦紧紧地攥在手里，就仿佛细索的另一头拴着一只巨大的气球。这只气球会带着我飞离杰米施与我的虐待，以及我独自一人成为单身母亲的苦难。只要抓牢这根细索，我就能高高地飘在空中，远离这一切。要是我能专注于这幅理想中的全家福，我就能将那些糟糕的部分当作是虚假的；仿佛这样的日子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而非一种新的现实。

米娅在生日那天收到了一双新鞋做礼物。为此我攒了一个月的钱。这双棕色的小鞋子上绣着粉色和蓝色的小鸟。我就像一位寻常母亲一样给杰米发出了一封聚会邀请，仿佛我俩就是一对寻常的离异夫妻，一同养育着孩子。我们来到汤森港（我们在华盛顿州生活的城市）的切兹莫卡公园，在一处可以俯瞰大海、绿草青青的小山坡上摆了野餐来庆祝女儿的生日。人们带着毯子，笑呵呵地坐在上面。我带了柠檬水和麦芬，都是我用那个月剩下的食品救济券换来的。我的爸爸和爷爷坐了两小时的车从城市的另一头来参加这次聚会。弟弟和几位朋友也来了。还有人带了把吉他。我请朋友给米娅、杰米和我拍照。我们三个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实在是太难得了。我希望能给米娅留下些值得回顾的美好记忆。可在照片里，杰米的脸上却挂着冷漠与愤怒。

我妈妈和她的丈夫威廉从伦敦一路飞了过来。也可能是从法国，反正就是从他们当时住的地方赶过来。米娅生日过后那天，他们还来了我们的住处一趟——打破了收容所“禁止访客”的规矩——为了帮我搬去过渡公寓。看到他们的打扮，我不禁摇了摇头——威廉穿着黑色的紧身牛仔裤、黑色的毛衣和黑色的靴子；母亲穿着一条黑白条纹的连衣裙，屁股包得紧紧的，下面穿了一条黑色打底裤，脚蹬一双低帮匡威鞋。瞧他们的打扮，更像是要去喝一杯意式咖啡的样子，根本不像是来搬家的。由于我之前从未向任何人展示过自己的住所，在这两个操着英式口音、欧洲人打扮的人闯进这间小屋后，我家被衬得越发邋遢了。

序言：欢迎来到斯蒂芬妮·兰德的世界

想要进入这个世界，你需要付出以下代价：抛弃所有对家政工作者、单身家长的成见，以及媒体套在贫困人群身上的刻板印象。在形容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却意外有才华的人时，如果套用精英阶层那套“纡尊降贵”的说辞，斯蒂芬妮是一个勤奋努力且“善于表达”的人。《女佣的故事》一书讲述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历程，这位母亲竭力想要为她的女儿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与家园。与此同时，她还要东拼西凑地靠着公共资源与当女佣赚来的微薄薪水苦苦生存。

“女佣”可谓是个别致的词，不免让人联想到精致的茶盘、浆过的笔挺制服和《唐顿庄园》。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女佣的世界被污垢和屎渍所包围。这些劳动者帮我们疏通下水管道里的阴毛，在实际意义和比喻意义上，她们亲眼见识过我们的肮脏衣物。尽管，她们依然都是隐形人——我们国家的政治和政策看不见她们，我们站在门前俯视她们。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我创作《我在底层的生活》这本书时，作为一名记者曾短暂地亲身体验过各种低收入的职业。和斯蒂芬妮不一样，我完全可以随时过回我作家的惬意生活。和她不一样，我并不用依靠自己的收入来抚养一个孩子。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也没有兴趣和我一起住在活动房屋停车场里，体验疯狂的记者生活。所以我知道清洁房子的工作是什么样的——那意味着精疲力竭，以及穿上印有“国际女佣”大字的公司背心后，在大庭广众之下所面对的蔑视。那么多同事心中的焦虑与绝望，我仅能猜测到几分。和斯蒂芬妮一样，从事这种工作的女人大多是单身母亲，她们靠打扫房子为生。白天为了去工作，她们不得不忍受与孩子分离的痛苦，有时候还要偷偷摸摸地离家。

幸运的是，你从来没有体验过斯蒂芬妮的世界。在《女佣的故事》一书中，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被“短缺”所统治。钱永远不够，有时候还会饿肚子；花生酱和拉面常年唱主角；麦当劳是稀有的一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依靠——没有车，没有男人，没有住房。食品救济券是重要的生存支柱。最近刚颁布的法案要求人们为自己的食品救济券工作，你听了之后会攥紧拳头。没有这些政府资源，这些工作者、单身家长根本无法生存。这些并非施舍品。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渴望在我们的社会里站稳脚跟。

或许在斯蒂芬妮的世界中，最让她受伤的一点就是敌意——来自那些远比她幸运的人。这就是阶级偏见，尤其是对体力劳动者的中伤。这些穿着西装坐在办公桌前的人居高临下地从道德和智力角度去批判他们。在超市里，其他购物的人在看到斯蒂芬妮用食品救济券购物时朝她的推车投来批判的目光。一个老人高声说道：“不客气！”就好像是他自掏腰包替她埋单似的。经历过此种遭遇的不止斯蒂芬妮一人，老人的态度代表了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观点。

斯蒂芬妮的故事犹如一艘方舟，正驶向分崩离析的境地。首先，这其中包含了每天6 到8 小时的汗水与泪水，从整理、吸尘到擦洗。在我曾工作的那家清洁公司里，我的每一位同事（最小的只有19 岁）似乎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神经性肌肉损伤——背痛、肩袖损伤、膝盖与脚踝的损伤。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斯蒂芬妮每天都要服用剂量大到惊人的布洛芬。有一次，她因为看到客户卫生间里的阿片类药物而眼热不已。但是她没有服用处方药的选择，按摩理疗或是去疼痛治疗专科就诊也不在她的可选范围之内。

在她的生活中，远在生理疲惫之上，或者说与之交织而来的，是她要面对的情绪挑战。她堪称心理治疗师在辅导穷人时的“坚忍”典范。当她面对难关时，她虽然能够想出办法继续前进，但重重的难关接连而来。出于对女儿源源不绝的爱意，她没有崩溃。这是一道点亮了整本书的耀眼光芒。

现在告诉你这本书有个欢乐的好结局也不算“剧透”。多年来的挣扎与艰苦奋斗滋养了斯蒂芬妮的作家梦。我在几年前见过斯蒂芬妮，那时她的写作事业刚刚起步。除了作家的身份，我同时也是经济困难报道项目（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创始人。这个组织致力于推动针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高质量新闻报道，尤其鼓励那些处在挣扎边缘的人参与进来。

斯蒂芬妮当时给我们发来了问询，我们选中了她，与她一起构思定调，打磨草稿，尽我们所能将作品放到最佳的渠道上发表，包括《纽约时报》与《纽约时报书评》。

如果这本书真的激励了你，请别忘了，它差一点儿没能诞生。斯蒂芬妮本有可能在绝望与疲惫之下放弃创作，也有可能在工作时受重伤。想一想那些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无法说出自己的故事的女人吧。斯蒂芬妮提醒着我们，还有千千万万和她一样的人，践行着自己的英雄主义，等待我们去聆听她们的故事。

——《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 芭芭拉·埃伦赖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