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

　　我相信了莫言对我说过的话，“很好的小说一定是叫人欲哭无泪的。”
——作家 毕飞宇
我一直在盼望能有这样一本小说出现。在和历史调过情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
——作家 肖复兴
卡夫卡曾说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斧子，《朗读者》就是这把斧子。
——书评人 黄集伟
欲罢不能，迅

曹文轩序
专访
正文
附录：
“我把它一夜读完”
留给读者

　　第1部
16
我从来不知道，汉娜在既不去上班、也不同我幽会的时候，到底在干些什么。每当问起她，她就把我给顶了回来。其实，与其说我们俩共享着同一片生命世界，不如讲她在自己的世界里给我让出了一角空间，大小宽窄全凭她愿意怎样就怎样。我该对此知足了。要想得到更多，或者只是想晓得更多，就是一种冒犯。有时我们在一起特别开心，有那么一种气氛，好像什么都有可能，也什么都许发生。这时，如果我乘机提个问题，她就会躲闪支吾，但不是断然拒绝：“你想什么都要晓得么？小家伙！”或者，她甚至会拿起我的手，搁在她的腹部，一面说道：“你是想在我肚皮上打个洞眼啊！”
要不，她就搬着手指头数数：“你看，我要洗衣，我要烫衣，我要扫地，我要购物，我要掸灰，我要做饭，我还要把梅子从树上摇晃下来，再捡起来，再扛回来，马上煮熟，要不然的话，那个最小的就会……”这时，她会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左手的小指，接着说：“那个最小的就会把其他的全部吃光！”
我从来没在马路上，或商店里，或电影院同她不期而遇。虽然，她总对我说，她喜欢看电影，也经常去看。在我们相好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一直想同她去电影院，可她就是不愿意。偶尔，我们也会谈起一些我们俩都看过的影片。她看电影是毫无选择的，只要是片子全都看，从德国的战争片、乡土片，到美国西部片，再到新浪潮电影等等。而我，我喜欢好莱坞电影，不管是关于古罗马的，还是西部荒原的。有一部西部片我们俩都特别喜爱，其中，理查德?威马克扮演镇长，第二天清晨他要面对一场他注定要输掉的决斗，当天晚上他去敲多萝茜?玛隆的门。女主角劝说他逃走，却说不动这位男主角。女主角一开门就问道：“你现在要干什么？你整个生命就抵一个晚上吗？”有时，当我满怀欲望到汉娜那儿去的时候，她也这么讽刺我说：“你现在要干什么？你整个生命就抵一个钟头吗？”
我只同汉娜在街上偶尔相遇过一次。那是七月底或八月初，快要放暑假的前几天。
几天以来，汉娜的行为都很古怪，她时而反复无常，时而盛气凌人。同时，叫人感觉得出，她是处在某种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折磨着她，逼她表现得十分敏感而又极端脆弱。她极力压缩自己，好像害怕一放松就会爆炸似的。我询问她为什么这么痛苦，她的回答却很粗暴无礼，这使我简直不能忍受。同时，我不但感到自己被别人拒绝，也觉察到了她的孤立无援，所以，我既想与她休戚与共，又想让她清净独处。有一天，压力突然消失了。起先，我以为汉娜又恢复了常态。正好，《战争与和平》已经朗读结束，我们要开始一部新书，我答应这由我来考虑，我的确带了好几本书来，让她选择。
但是，这次她却没有立刻同意。“让我来给你洗澡吧，小家伙！”
那天倒不是夏日常有的闷热难当，那种天气闷得一跨进厨房，就像有一张湿漉漉、沉甸甸的大网，把人罩住似的。汉娜打开了热水器，往澡盆里放满水，滴了几滴沐浴精油，就开始给我洗澡。她穿的是浅蓝小花的罩裙，下边没有穿内裤。在闷热潮湿的空气里，那件罩裙汗津津地贴在她身上，轮廓分明。她撩拨我、挑逗我，让我兴奋不已。我们缱绻缠绵时分，我感觉得出，她是一个劲想把我推向一片新境界，感受那些从来没有感受的，支撑那些最终支撑不住的。她也极端投入地委身于我，前所未有。倒也不是彻底相许，这点她从来做不到。她只是一心想跟我一起沉水而去。
“现在起来，到你朋友们那儿去吧！”她同我作别，我走了。热气仍旧凝固在栋栋房屋之间，徘徊在空地花园之上，闪耀在柏油马路表面。我一阵阵眩晕麻木。游泳池里传来一片片小孩子泼水嬉闹的声浪，好像来自遥远、遥远的远方。总之，我在这世界移动穿行，物我两忘。我潜入那飘着漂白粉气味的乳白色水中，根本没有任何欲望想再伸出脑袋来。我在其他人旁边躺着，听得见同学们在谈论些什么，觉得简直可笑，实在无聊。
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情绪退潮了。不知什么时候，游泳池又回到了那个正常的午后，仍旧是点缀着作业、排球、谈笑和调情的游泳池。当我抬起眼睛时，我看见了她，当时我正在干什么，却忘得干干净净了。
她套一条短裤，穿一件衬衫，衣襟敞开，腰间扣紧，站在离我大约二三十米的地方，在对我张望过来。我也回看她。她离我太远，辨不清是什么表情。我没有跳出水来，向她奔跑过去。一连串问题掠过我的脑海：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游泳池呢？她愿意被人看见跟我在一起吗？我愿意给人看见跟她在一起吗？为什么我们总也没有不期而遇呢？我该怎么办？于是，我站立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我眼神刚游移了那么一下，她就倏地不见了。
她套一条短裤，穿一件衬衫，衣襟敞开，腰间扎紧，在对我张望过来，我却从这里头读不出任何意思。这是另一张图画，汉娜遗赠给我的。
17
第二天，她就走了。我像往常一样准时去她家，按门铃。我透过房门朝里面看，一切依旧，还听得见大钟在滴答滴答响着。
我在楼梯间坐下来，跟往常一样。在我们相识的开头几个月，她平时跑的路线我已经熟悉，就再也没有想去陪着乘她的车，或者下班后去接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问这方面的问题了，也不再表示对这事有什么兴趣。今天，这问题倒又回来了。
我走到威廉广场的电话亭，给有轨电车公司打了个电话。电话转了一个又一个人，我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汉娜?施密茨没有来上班。我于是又回到车站路，去到细木工场询问这栋房子的业主是谁，人家告诉了我名字和地址，在基歇海姆。我骑上自行车就走。
“你是问汉娜?施密茨太太吗？她今天一大清早就搬走了。”
“那她的那些家具呢？”
“那不是她的。”
“她住在这套房子里多久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个女人是在窗口同我说话的，讲完，砰的一下就关上了窗。
我又赶到有轨电车与缆车公司去，在办公大楼我一路打听人事部。那位负责人倒还态度友好，表示关心。“她今天一大早就打来电话，说要我给找一个替工，时间刚刚好衔接。她说她不再来了，就此不来了。”他摇摇头，继续讲下去，“两个礼拜前，她也就坐在你这张椅子上，我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培训她当司机。可是，她拒绝了这一切。”
又过了好几天，我才想起来，该到居民户口登记处去问问。她果然曾经在那儿通报过，说她要搬到汉堡去，可是没有留下那儿的地址。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非常难过。我还得费好大的劲，一定不让我父母、哥哥、姐姐和妹妹看出什么破绽。我在餐桌上也交谈几句，也吃点东西；实在要呕吐出来的话，我就先忍耐着，过后吐进抽水马桶里。我照常去学校，去游泳池。下午我也消磨在那儿，藏在一个没人找得到我的僻静地方。我的身体渴望着汉娜，不过，比身体渴望更糟的是，我有一种负罪感。我为什么没有从水里一下子跳出来，向她奔跑过去呢？在我来说，一件小事浓缩了我这几个月来的心猿意马，正是这种三心二意使我居然拒绝承认她，以至背叛了她。不告而别是对我的惩罚啊。
我忽然又想，那一次看到的也许并不是她。我又没有看清楚脸蛋，为什么就能硬说一定是她呢？换言之，如果真是她的话，我居然会连她的脸蛋都认不得吗？这样一来的话，我到底能不能确信那一定是她呢？
再转念一想，我知道那就是她。她站在那儿，在朝我看着。可惜已经太迟了。
第2部
1
汉娜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转不过弯儿来。我仍旧在四处寻找她的身影；很久我才习惯那些没有她的午后；见到几本书，我也会想，该选哪本书给她朗读才好呢。过了很长时间，我的身体才不再对她充满饥渴。在睡梦中，我的手脚还会想要摸索到她的肉体。我哥哥不止一次在饭桌上报告，说我夜里叫喊出“汉娜”这个名字。我也还记得上课时我什么也不干，就只是梦着她、想着她。开头几个礼拜我为内疚而煎熬，后来才渐渐消散平息。不过，我还是尽量避免走过她家那栋建筑物，而是走另外几条路。半年以后，我家也搬了，搬到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区域。我也还没有因此而忘记汉娜。不过，对她的记忆不再如影随形了。她的影子向后退缩，正像列车开过时分，城市就从车站向后退缩一样。可是那东西还在那儿，在后面某个地方，你可以折回去，搞清楚的确还在那儿。但是，我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记起在中学的最后几年，还有大学的低年级，我都过着幸福时光。可是，真要讲却又讲不出什么来。这些时光毫不费力就过去了。无论中学毕业考，或是大学学法律，对我而言都不困难。我选择法律，是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真想去做。此外，无论是结识朋友，或是结交关系，甚至是结束关系，我都不存在什么难处。我几乎事事顺遂。没有什么是沉重的。也许，这就是我的记忆包袱很小很小的原因。或者，也可说我是故意保持这样小小的记忆么？另外，我甚至还怀疑，我的快乐记忆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越是想它，就越会想出一些尴尬场景和痛苦情况。再说，虽然我已经朝汉娜的记忆道声再见，但是，我却并没有将它克服。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不再对人卑躬屈膝，我也不再自惭形秽；我不再自揽罪过，或者感到负罪；我也不再去爱人，以免一旦失去便又会悲痛万分。这一切我并没有故做什么明确的构思，只是在感觉上坚如磐石。
于是，我养成了一种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习惯。我装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感动我、摇撼我或者迷惑我。我是什么也不沾边。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师的慧眼看穿了这一切；他也曾经跟我在谈话中指出来，可我硬是无礼地把他敷衍过去。我也想起过苏菲。汉娜离开这座城市后，苏菲给诊断出得了肺结核。她在疗养院一呆就是三年，出院时刚赶上我进大学。苏菲很孤独，就想找老同学联系联系。其实，要寻找到一条直通她芳心的路，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在我们一起睡过觉后，她终于明白，我的心并不在她那儿。她含泪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啦？你到底是怎么啦？”
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去世前我去看他，他要为我祝福。我却对他说，我对这一套是既不相信，也不看重。我当时对于自己敢于这么做还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真无地自容。可是我记得，小小一个示爱的手势居然会让我如鲠在喉，不管这姿态是冲着我来，或者冲着别人。而且，要引发我的激动，一个电影镜头就已经足够。这种冷漠无情和极端敏感在我身上并存，我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
2
等我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法庭上了。
这不是第一次涉嫌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也并非主要的一次。我们的教授是研究纳粹历史和有关司法审判的少数专家之一，他以这次审判为主题组织了一个讨论班，希望学生能够协助审判，也好让他看看学生学得怎样。到底这位教授要考查、确认和驳斥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有一点我却印象很清晰，我们在讨论班里辩论过一个问题，追溯性的惩罚是否应该废止？是否根据犯罪当时就已经存在的刑法有关条文，来判决集中营看守和帮凶就已经足够了？或者，这问题是否还涉及到另一个方面，即他们犯罪的当时，该条文到底是如何进行解释的？又是怎么应用的？又为什么没有应用到他们身上？更延伸开来说，到底什么是法？法就是写进书本的吗？还是在社会上实施并得到遵守的？或者，不管写不写进书本，法乃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在社会中加以实施并得到遵守的么？
教授是一位长者，从国外流亡归来，对于当时德国法律界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超脱。所以，他一方面以丰厚的学识参加辩论；另一方面，解决有些事例单纯依靠学问还不够，对于这些问题他就保持一定距离。教授的名言是：
“请看清那些被告，你们找不出一个，会真的相信他们当时有权杀人。”
讨论班在冬天开始，而审判则在春天，持续了好几个礼拜。法庭是礼拜一至礼拜四每天开庭，教授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天一组轮流出庭，以便对每一次开庭都做逐词逐句的记录。然后，礼拜五讨论班上课，对本周前几天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评价。
是评价！而且是评判过去！我们学生在讨论班里把自己看做评判的急先锋。我们使劲推开窗子，放进新鲜空气，一阵疾风最后会呼啸着吹掉灰尘，那是社会曾经容忍过的，社会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我们并不依靠书本上的法律知识。我们坚信，最后必须进行审判。我们同样一眼就看出来，过去对某几个集中营看守或帮凶虽然也审判过，但只是走过场而已。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１９４５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暴露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
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好几个同学的父亲曾经参加战争，其中有两三个的父亲是正规军军官，一个人的父亲还是党卫队冲锋队军官。这些人当中有人在司法部门或地方政府任过职。我们的双亲中也有做教师或者做医生的，又一名同学的叔叔或舅舅曾经是内政部的高官。我敢肯定，如果我们询问他们，或者他们回答我们，讲起来一定五花八门，各自都有一本账。例如，我父亲就不喜欢谈论他自己，但是据我所知，仅仅因为他曾经计划讲授斯宾诺莎①，就给撤消了大学哲学系的教职，被迫在一家搞旅游地图和小册子的出版社担任编辑，带着我们全家艰苦地度过了战争时期。那么，我们又怎么判他以可耻的罪行呢？我却这么做了。我们当时都对双亲判了可耻的罪。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在１９４５年后把那些作恶者从人群中告发出来，而犯了知情不报的罪。
在讨论班中，我们这些学生形成了很强的班组特色。我们是所谓“集中营讨论班”。起先，这是别的同学给我们起的称号，后来我们就这样称呼自己了。我们所干的事情其他同学未必感兴趣，很多人是敬而远之，更名副其实地吓跑了几个同学。我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种热情，要使那些可怕的罪行大白于天下、并让每个人都了解的热情，也的确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愈可怕，我们的责任心就愈坚定，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诉罪行。甚至于，当事实摆在面前迫使我们骇然窒息时，我们还是会胜利地把材料高高举起，口里高声叫道：看这些东西啊！
我参加讨论班完全是出于兴趣。这毕竟是新鲜事，不是买卖法，不是犯罪团伙或同案罪犯，不是中世纪法典，更不是纠缠着法律哲学的老古董。我把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态度也带进了讨论班。不过，当冬天渐渐来临，我开始感到越来越不能撒手脱身——不管是从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还是那种抓住了讨论班里学生们的热度，都将我紧紧地吸引住了。一开始，我还装做只想参加学术研讨，或者是出于政治上或道德上的热情。但是我愈来愈得寸进尺，我要分享全部的热中沉迷。其他人也许觉得我拒人千里，或者傲慢自大，我在冬天的几个月自己却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其中有归属之感，也有同自己、同自己所做的事、同那些与我一起做事的人之间意气相投的感觉。
3
审判在一座邻近城市举行，离本城一个钟头车程。我从前还没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那天，开车的是另一位同学。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了解这座城市。
那是个礼拜四，审判在礼拜一就开始了。已经审讯了三天，可是时间都花在辩护人提出所谓“偏见回避”的动议上面了。我们是第四组，要见证对被告人本身的审问，也就是真正审讯的开始。
我们开上贝格路，头顶心上果树正是繁花似锦。我们一路上情绪高涨，终于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用于实践了。我们并不仅仅将自己看成是旁观者、聆听者或记录者。观察、聆听和记录不过是我们对评价历史的一份贡献。
法庭设在一座世纪之交建造的大楼里，那时典型的法院建筑是阴沉昏暗和装腔作势，这栋建筑物却没有沾染这一风尚。刑事审判法庭设在一间大厅，室内左边开着一溜儿大窗子，乳白色的玻璃挡住了闲观者的视线，但也透进来大部分光线。窗前坐着检察官们，衬着背后春夏之交的明媚阳光，他们只是略有轮廓的剪影。法庭由三名黑袍子的法官、六名当地选出来的公民组成，坐在大厅的正前方。被告和他们律师的坐席设在右侧，他们人数很多，添加的坐椅和桌子一直延伸到大厅中间，直抵观众席。这样一来，有几名被告和律师就是背向我们坐着。
其中一人居然就是汉娜！
一直到听见叫她的名字，她应声站立起来，向前走上去，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一听“汉娜?施密茨”这个名字，就马上明白了。随后，我也立刻认出了那身体，那脑袋，挽着一个很奇特的发髻；那头颈，那宽阔的背部，还有那强壮的臂膀。她把身体挺得笔直，双腿站得坚牢。她的双臂闲搁在两旁。她穿着一袭灰色衣服，袖子很短。我认出了她！我感觉却一片虚空，什么也没有的虚空。
一时，我只听见审判官跟她在一问一答。
是！她愿意站着说话。是！她1922年10月22日出生在赫尔曼市，现在四十三岁。是！她曾在柏林的西门子工作，在1943年秋天加入了党卫队。
“你是自愿加入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汉娜没有回答。
“尽管当时西门子曾经要提升你当工头，你还是加入了党卫队，是吗？”
汉娜的辩护人一跃而起：
“请问这里说的‘尽管’是什么意思？是否想假设，一位妇女在西门子被提升到工头的位置，她就不应该加入党卫队了？我认为，这只是我的当事人当时的一项决定，没有理由成为提问的话题。”
他坐下了。他是辩护人当中最年轻的，其他人年纪都比较老。其中还有几个老纳粹分子，这点是渐渐暴露出来了。这些人使用着特定行话和固有推理，汉娜的律师一概不予理会。但是，他太浮躁，太急功近利，这对他的当事人必然造成损害；就像他的上述同事一样，他们又臭又长的纳粹腔调，对于他们的当事人也有百害而无一利。话说回来，他这一次的确赢了这个回合，审判长看来有点尴尬，对汉娜为什么参加党卫队的问题，不再打破沙锅问到底。但是，这个局面却促成了一种印象，即她之所以加入党卫队，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迫不得已。这点对她不利，马上就会见分晓。陪审团里有人问汉娜，在党卫队里面她希望做什么工作。汉娜回答，她看到党卫队在西门子和其他工厂招收女性看守，她就申请了，也给录取了。虽然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了，但造成的负面印象已经无法消除。
审判长又要求汉娜，必须用是或否这样的单词来回答下列问题。汉娜回答是，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呆到１９４４年初，以后转到波兰克拉科夫的一所小集中营，一直呆到１９４４牢到１９４５年的那个冬天。接着，汉娜又回答是，当时集中营囚犯被勒令西迁，她也一路跟着。接下来，战争结束时她是在卡塞尔。从那时以后，她辗转于许多城市之间工作生活，在我们市一呆就是八年，她在任何其他城市都没有居住得这么长久过。
“经常更换居住地，就说明她有逃跑的嫌疑吗？”汉娜的律师经常表现出这样的讥讽口吻。“我的当事人每次搬到新地方，或者离开老地方，都到警察局登记或者注销的。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逃跑，她也没有任何事物需要隐藏。请问，是不是治安法官觉得，由于对我的当事人指控的案情有引起公愤的风险，就不能宣判她无罪释放呢？我尊敬的法官大人，这是纳粹抓人的理由，是纳粹引进的，纳粹以后就已经废除了。现在，这种东西早已不存在了。”这名律师说话中带有充满恶意的洋洋得意，有些人说在戳辛辣刺激的真理时也是这样的。
我很震惊。我意识到，我早已认为逮捕汉娜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倒不是因为对她的控告有分量，对她的怀疑很强烈，这些我一时都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不是由于这些，而是因为一旦她锒铛入狱，就会从我的世界，从我的生活彻底消失。我要她远远离开，要她遥不可及，要她成为纯粹的回忆，像过去这些年来她已经转化成的、沉淀着的那样。反过来说，如果她的律师赢了，我就被迫要跟她重新见面，我首先要费尽心思说服自己，我愿意怎样同她重逢，又应该怎样同她重逢。可惜，我还看不出这名律师怎么便会赢不了这场官司。再说，如果迄今为止汉娜从来没有要逃避法律，那她现在为什么要逃避呢？她又想掩饰什么呢？在当时，并没有其他逮捕汉娜的理由。
审判长似乎又陷入了尴尬，不过我马上就看出来了，这原来是他的一种特殊计谋。每当他碰到了一番拖延时机或令人恼怒的发言，他就会拿掉眼镜，用一种视而不见的空洞神情看着发言者，同时皱起前额，完全忽略这一发言，要不，他会说出一些简短套话，诸如“那么，您是指……”或“您是要想说……”之类，并且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法官就用这种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对于这段发言毫无兴趣，如果要强迫他聆听毫无用处。
“那么，您是指治安法官错误地理解了如下事实，即被告人曾经完全无视写给她的信函或传票，她从来没有到警察局，到检察官，或到执行法官那儿去说清楚过。您是想提出一项动议，要取消逮捕令吗？”
律师真的提交了这么一项动议，但给法庭驳回了。
4
这场审判我连一天都没有错过。其他同学都很吃惊。教授则很高兴。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之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他能够把上一组听到的、看到的传达给下一组，在当中起到衔接的作用了。
只有一次，汉娜抬起眼睛向观众席望过来，看见了我。一般情况，她都是由女法警领着，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座，整个审判过程中她都只注视着长椅。她看起来很高傲，从来不跟其他被告讲话，甚至也不理会她的律师。不过，随着审判的深入，其他被告之间交谈也越来越少了。当法庭休息时，他们一般只同各自的亲戚朋友呆在一起。早上来的时候，他们一看见这些亲戚朋友在长椅上坐下，就会招手致意。只有汉娜，休息时也老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于是，我就从背后看她。我看她的脑袋，她的头颈，她的肩膀。当审问涉及到她时，她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每当她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诽谤或者攻击时，就会挣扎着进行反驳。这时，她双肩向前方左右摇摆，头颈也会胀起来，连肌肉的抽动都看得见。可是，她的反驳总是不被法庭采纳，于是，她就又把肩膀垂下，这两者都已经变成常规了。她从不耸肩，也不摇头。她太紧张，哪里会做得出像耸肩摇头那么悠闲的动作？同时，她也不把脑袋侧转一个角度，或者垂下，或者用手去支撑下巴。她一坐下就冻僵了，这么坐着真是受罪。
有时，她的一绺秀发会从紧束的发髻溜出，打着卷儿，垂到她头颈背后，在穿堂风里微微飘动。有时，汉娜会穿一身连衫裙，领口开得很低，连她左肩膀上的胎记都可以看得见。这让我回忆起来我怎么吹散她项上的秀发，吻那脖颈，吻那肩膀上的胎记。记忆也不过就是一卷笔录而已。我其实什么感觉也没有。
在审讯的几个礼拜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知觉已经完全麻木。偶尔我也会把麻木的感情刺激一下，便极力去想像，汉娜当时如何实施那些被指控的罪行；同时也回想她颈上的秀发、肩上的胎记，这些都是我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的。就像打了一剂麻醉针的胳膊，又被一只手死命掐着一样。胳膊不知是手在掐它，手却发出曾经捏过胳膊的信息，而神志对这两者全都无知，混沌一团，不分彼此。但是，只消一会儿，神志就把这两者分辨得清清楚楚了。也许，是手把胳膊掐得太重太重，掐得肉都发白了。过了好一会儿，血液才重新涌回来，那被捏之处也才恢复血色。不过，这并不能把感觉带回来。
那么，是谁给我注射了麻醉剂？是我自个儿注射的吗？不麻醉我还能忍受得下去吗？麻醉不只是在法庭起作用，麻醉作用也不仅使我能够把汉娜看成路人；也许有人曾经热恋过她，并且企望过她，这人我非常熟悉但绝对不是我。麻醉还能够起到一种作用，让我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观。于是，我看得见自己在大学的所作所为，看得见我如何对待父母、哥哥、姐妹和朋友，在内心我竟然只感觉是置身事外。
不久，我觉得也能在别人那儿发现这种麻木了。只是不包括律师，他们参与整个审判过程，他们风格都一样，是法律修辞上的好斗喜胜，是书院学究式的尖酸刻薄，甚至是吵闹喧哗而富有心计的大胆无耻，并且每人都按照各自性格和政治观点的不同，加以变通，各尽其妙。实际上，这一审判也已经把他们的能源都消耗光了。一到傍晚他们就身心更疲，声音更尖。好在，夜里他们又全都令自己再次充电，第二天早上故态复萌，时而低声嗡嗡，时而尖声啊啊，正像二十四小时前一样。检察官也很努力地亦步亦趋，日复一日他们坚持着那同样水平斗志昂扬的攻击。可惜也哉，他们却没有取胜。首先是因为法庭上展示的事实及其后果简直把他们给吓住了，接着，麻木不仁又把他们给镇住了。至于对法官和陪审团来说，麻木不仁的效果最为严重。在审判开始后最初几个礼拜，他们倾听着关于恐怖景象的陈述时，还带那么点显而易见的惊恐表情和确凿无疑的自我克制，这时，讲述者则是时而泪流满面，时而声音哽咽，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又断断续续。到后来，法官和陪审团们的面部表情就恢复常态了。他们甚至开始露出微笑，交头接耳，当某一目击证人作证有点荒腔走板时，他们还会表示出几丝不耐烦。可是，当审判中讨论到要去以色列出差，以便通过一名女目击证人取证时，他们就又齐发旅游之豪兴，争先恐后起来。一听到新情况总是惊诧莫名的，是那些大学生们。他们每周只来法庭一次，每次都旧梦重温，可怕的罪行又再次戳进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是每天必到，可以用一种超然的眼睛瞧着他们的反应。
集中营的囚犯这个月不知下个月地死里逃生，怎么能够习以为常呢？对新来者的恐惧，他们怎么能够漠然视之呢？答案是他们熟视无睹，他们麻木不仁，正如他们每天都得面对屠杀和死亡一样。所有关于幸存者的文学作品，都谈到了这种麻痹病，人只要具有这项本领，生命就可以减缩到就那么几件事儿，行为也会变得冷漠无情、肆无忌惮，煤气毒死、炉子烧死也都成了家常便饭。在罪犯们的交代当中，虽然寥寥数语，煤气室和焚烧炉乃是日常风景，罪犯们自己的生命也减缩成了就几种功能，完全是毫无顾忌，冷血动物，冥顽不化得就像吸饱了毒、喝醉了酒一样。在我眼里，这些被告现在还是、也永远将是深陷麻醉之中，在其中已经多少变做了化石。
那时，我一旦深究这种铺天盖地的麻木不仁，也就同时深挖出一件事实，那就是它不但沉沉地压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上，即使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法官、陪审团、检察官或者书记员等等，他们天天要面对这些事实，也深受影响。当我就此对罪犯、受害、死者、生者、幸存者、生哀死荣者等等进行比较时，我没有好受过，即使现在我也不好受。
对前后这两群人究竟是否可以进行对比呢？我在一份报告里曾经对两者进行了一些比较，我 总是强调，罪犯们是被强迫到集中营去执勤的？还是出于自愿去的？受害人是自己忍受迫害，还是也施加于别人？这当中应该有巨大差别，这项差别的重要性表现在它具有最大程度的决定性。结果，我在别人那儿如果碰到反应，不是震惊就是愤怒。其实，我的观点虽然激烈明确，但并非针对反对意见提出来的，而是在他们有机会表示异议之前就已经讲述了。
那时我就已经常常反躬自问，所以我也同时问自己，我们这些第二代人，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信息呢？难道，我们不应该确信，我们这一代能够理解那些不能理解的吗？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这一代能够比较那些不能比较的吗？难道，虽然恐怖本身已经不再是疑问，可是就因为一经调查，所调查的可怕罪行就会立即成为街谈巷议，而不再单纯是一种既成事实，一种我们只能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面对着并沉默着的过去，因为这样，难道我们这一代就应该放弃调查吗？我们难道只应该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吗？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参加讨论班时抱着清算过去和解释过去的热情，我之所以这样反躬自问，倒不是因为我随着审判的进行热情一下子减退了。并非如此，而是我在问自己，仅仅判决和惩罚少数几个人，而让我们这些第二代人继续在惊愕、耻辱和负罪当中沉默下去，难道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