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十九世纪。他的创作道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始终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早年他受夏多布里昂的影响，最初的作品歌颂君主制度和天主教。后来受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改变立场，抛弃了保王主义，成为共和派人士。他的《<克伦威尔>序言》成为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
在漫长的创作岁月里，雨果写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他的作品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反对贵族和教会的专制统治，歌颂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在法国和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是世界文坛的一份宝贵遗产。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八六二年雨果还在根西岛流亡时就开始为酝酿中的这部小说搜集材料，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书籍，作了充分准备，十年后动笔写作，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于一八七四年二月出版。九三年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七九三年这个充满急风暴雨的年代，也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展开生死搏斗的年代。这年年初，新生的共和国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进行疯狂的反扑；国外，英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组成反法同盟，从东、南、北三面进攻法国；国内，保王势力在旺代发动叛乱，威胁巴黎，企图里应外合，把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复辟封建王朝。革命政权采取果断措施，大力平定旺代叛乱，严厉镇压反革命，造成了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时代”，使共和国转危为安，为法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展开的生死搏斗的正确描写是这本小说的基本价值所在。雨果以深邃的社会历史眼光和磅礴雄伟的气魄，用如椽的巨笔，描绘了一幅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小说以旺代叛乱与平定叛乱的斗争为背景，以三个孩子的命运为线索，描写了革命与反革命、共和与保王两党之间那场血与火的惨烈严酷的内战，再现了新旧两种制度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殊死较量，揭露了保王势力的凶残没落，歌颂了以国民公会为代表的新生革命政权，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一贯的人道主义思想。
《九三年》的中心情节是围绕着郭万、西穆尔丹、朗德纳克三个主要人物来构思的。雨果为他们安排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分别是两个敌对阵营的首领，却又有着不解之缘。叛军首领朗德纳克是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官郭万的叔祖，而共和军中公安委员会的特派员西穆尔丹却曾经担任过郭万的家庭教师，一直把郭万视为自己的“精神之子”。这样巧妙的构思，不仅加强了矛盾冲突的戏剧性，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深度。正如西穆尔丹所说：“这不仅是国家内部的战争，也是家庭内部的战争……人民要想获得伟大的新生，就得付出这样的代价。”雨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世界观和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原则不可能一点没有冲突，人道和暴力的矛盾贯穿全书的始末，也左右着作者对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
朗德纳克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侯爵，他在旺代发生叛乱时，在英国的指使下潜回法国，充当叛军领袖。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保王党，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叛军首领所肩负的重任。他坚毅、沉着、勇敢，又富有军事才能；而且，他还有着一个叛军领袖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因素：他的领地在旺代，在当地有着极大的声望和号召力。在他从海上登陆的当天，就有七千人投奔，在一个星期内，就有三百个教区揭竿而起。他又相当冷酷、残暴。他下令焚烧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他的残暴不仅是由于他的本性，也由于他对革命的刻骨仇恨。为使旺代牢不可破，他千方百计地想让正规军成为农民军的轴心。因此，他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一心一意要引英国人登陆，利用外国军事力量来和巴黎革命政权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他是共和国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的对手，共和军的年轻司令官郭万也出身贵族，而且是朗德纳克的侄孙。在大革命中他站到了共和派的一边。为了保卫共和国，平息旺代叛乱，他身先士卒，冲杀在枪林弹雨之中。多尔一战，充分显示了他智勇双全的军事胆略和指挥才能。他胆大心细，临危不乱，运用“前后夹击”的战术，以弱克强，以少胜多，一举击溃了朗德纳克的六千人马。他认为朗德纳克投靠英国人策动叛乱，是法兰西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他大义灭亲，签署了对朗德纳克“一经验明正身，立即执行枪决”的布告。雨果笔下的郭万是共和军中光彩照人的将领形象，又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化身。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作者心目中的英雄。他宽待俘虏，医治伤兵，对俘虏进行说服教育，释放叛乱地区的妇女、儿童，甚至教士，这与当时国民公会的“绝不宽大”的命令是相违背的。但是，郭万自有他的逻辑：“我只在自己有流血的危险的时候才愿意流血……如果人们不能宽恕，那么就根本不值得去争取胜利。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就成为他们的兄弟。”在这一点上，他和既是“慈父”又是“战友”的西穆尔丹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作者显然倾向郭万的“人道”，而不赞赏西穆尔丹的“原则”的。
西穆尔丹是下层平民出身的教士，早年作为郭万的启蒙老师，他在这个孩子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和他的学生的分离曾经使他异常痛苦。
大革命的洪流使他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他对封建专制制度充满强烈的恨，对共和军战士及一般贫苦群众却怀有深深的爱。他懂得对敌人就必须有一副铁石心肠，而不能优柔寡断，心慈手软，那样只会贻害革命。他说：“革命有一个敌人，就是旧世界，革命对旧世界就要冷酷无情。”他在被委任为公安委员会的特派员的时候坚定地表示：“假如交给我的那个共和党首领犯了过错，我就把他处死。”他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在他毫不踌躇地判处郭万死刑后，他才真正感到法律的残酷和无情，他才开始意识到革命是多么复杂和令人难以置信，革命暴力居然会变成一把既对敌人又对自己的双刃剑。雨果按照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肯定西穆尔丹坚决革命的积极一面，但是也通过他的不幸结局，批判了一味盲目使用暴力，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
《九三年》的结尾素来引起人们的争论。雨果安排这样的结局一方面自然是为了追求浪漫主义的效果，使故事发展曲折动人，在读者思想上引起波澜；另一方面却也为了阐述长期以来他个人对革命、暴力及人道的思考和探索。雨果认为革命需要暴力，但是暴力并非万能，因为革命不仅仅是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只有人道的力量才能战胜邪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他相信善就在恶的旁边，它们相伴而生，而且善最终必然战胜恶，人性一定会复归。基于这种观点，残酷的斗争在天真烂漫的孩子面前土崩瓦解，坚强的意志让位于温柔的心灵。已从暗道逃出城堡的朗德纳克，在听到眼见自己的亲生骨肉快要葬身火海的米歇尔·弗莱沙尔的悲号后，动了恻隐之心，竟然不顾个人安危，返回城堡救出三个孩子；郭万置革命利益于不顾，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丹虽然是毫不妥协的革命原则的化身，但是内心却爱郭万胜于一切，郭万人头落地，他也开枪自尽。
《九三年》是雨果的写作艺术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产物。它的篇幅虽然不像雨果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那么大，但结构却颇为完善，情节发展也很紧凑，很少有什么枝蔓繁冗之处，充分显示出雨果晚年圆熟的艺术技巧。小说的第一第二部为全书确定了背景和框架，给此后的故事发展作好铺垫。在第三部中，三个主要人物终于在拉图尔格的攻防战中正面相遇，此后节奏明显加快，情节起伏跌宕，一步步导向那撼动人心的结局。《九三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雨果一生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作者艺术形式最为完美成功的作品之一。
叶尊二〇〇三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