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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本质

 

《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是复杂性科学奠基人、首屈一指的技术思想家、“熊彼特奖”得主布莱恩?阿瑟所创建的一套关于技术产生和进化的系统性理论,本书是打开“技术黑箱”的钥匙,它用平实的语言将技术本质的思想娓娓道来。

技术,是一个异常美丽的主题,它不动声色地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成就了经济的繁荣,改变了我们存在的方式。尽管技术如此重要,却少有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下来深入思考技术。我们了解技术的原理,却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我们深思技术的意义,追问技术到底能否决定人类的历史,但是关于“技术”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布莱恩·阿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作者构建了关于技术的理论体系,阐明了技术的本质及其进化机制。《技术的本质》是技术思想领域的开创性作品,它不同于一般的流行读物或学术著作,对于商业创新和经济发展而言都有非凡的意义。布莱恩?阿瑟的思想是硅谷亿万资金运行的基础,如果能够真正读懂本书,不论是普通读者、商业领袖还是学术研究者,都将受益匪浅。

编辑推荐

  复杂性科学奠基人、首屈一指的技术思想家、“熊彼特奖”得主布莱恩o阿瑟作品
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 、硅谷精神教父凯文?凯利、汪丁丁、段永朝、陈劲、包国光联袂推荐的经典作品
谷歌Java程序开发的灵感源泉
技术理论体系的先河之作,关于技术产生和进化的系统性理论
一次打开“技术黑箱”的尝试性创新探索
技术思想大师用平实的语言向大众讲述技术前沿思想
湛庐文化出品

作者简介

  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复杂性科学奠基人1987 年,阿瑟进入圣塔菲研究所,投身于复杂性科学领域研究。1988 年,阿瑟开始主持圣塔菲的一个研究项目:“经济可看作是进化的复杂系统”(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这个项目汇集了各领域优秀的人才,包括概率论专家戴维?莱恩(David Lane),物理学家理查德?帕尔默(Richard Palmer)和理论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 Kauffman)等,真正实现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圣塔菲研究小组的实践,创立了跨学科研究的新模式。

由于阿瑟的突出成绩,他荣获复杂性科学领域的首届拉格朗日奖。

作为圣塔菲的元老级人物,阿瑟在“科学委员会”(Science Board)任职时间长达18 年,在“理事会”(Board of Trustees)任职10 年。阿瑟是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奠基人。
荣获“熊彼特奖”的著名经济学家,阿瑟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37 岁就成为斯坦福大学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阿瑟是研究正反馈机制的先驱。他发现,正反馈对微小、偶然事件具有放大作用,产品可借此一举确立市场地位。他以“收益递增规律”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新经济思想。

阿瑟的收益递增理论认为,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往往具有占先优势,再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单位成本,并利用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和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致使它在市场上越来越流行,人们也就相信它会更流行,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

“收益递增规律”下的“正反馈机制”或“自增强机制”,会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结果。计算机键盘的QWERTY 布置就是一例,尽管这种布置并非效率高,但却统治了市场。1990 年,由于研究正反馈机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阿瑟荣获“熊彼特奖”(Schumpeter Prize)。
首屈一指的技术思想家,技术给我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和无尽的财富,也成就了经济的繁荣。一句话,我们的世界因技术而改变。

但是,技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样进化的呢?这些问题让布莱恩?阿瑟苦苦思索。

阿瑟发现,技术与音乐有几分相像。我们都见过作曲家所谱写的乐谱,我们也认识其中的每个音符。但如果有人问什么是音乐,构成整个音乐的每个音符都来自哪里,那就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哲学问题了。阿瑟通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科学与经济的发展,都是由技术所驱动的,而我们通常是倒过来思考的。实际上,人类解决问题的需要,才是推动人们重新结合现有技术,进而促进新一代技术出现的动力。

谷歌公司董事长、前CEO 埃里克?施密特说, 谷歌公司的java 程序开发就是根据阿瑟的思想进行的,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凯文?凯利认为,阿瑟对技术本质和进化机理的清晰阐述,给所有人都带来了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精彩书评

 

★关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布莱恩?阿瑟的观点奇特而又深刻:技术不是科学的副产品,或许恰好相反,科学是技术的副产品。多年来,布莱恩?阿瑟跨越许多学科追踪研究的重要课题,就是“路径依赖性”。布莱恩?阿瑟敏锐地观察到:技术的本质,与制度的本质类似,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
——汪丁丁 北京大学教授

★“技术”这一词汇,或可列为高度流行的日常用语之一。但遗憾的是,大约为数不少的人,都将其理解为“工具”或者“技艺”。换个生活化的说法,在很多人眼里,技术是“死”的。但在阿瑟的眼里,技术是“活生生”的,它有自己的“进化”方向,也有自己的“行事”逻辑,甚至技术自身“正在变为生物”。技术并非割裂人与自然的利刃,而是亲近自然、厚爱生命的新物种。让我们透过阿瑟的睿智之眼,领略技术的本质吧!
——段永朝 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技术的本质》一书清晰地阐明了技术的定义,睿智地提出了技术自循环的进化律,因此,技术将对人类产生更大的影响,其自身也将获得极大的发展。我非常赞同作者的观点,并希望技术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和良善。
——陈劲 清华大学教授,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提出了递归性、组合进化、现象等新概念,对科学、技术、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全新见解。对于技术哲学和技术创新的发展,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包国光 东北大学哲学系教授

★布莱恩?阿瑟关于技术本质的独到见解,会启迪所有人,不论是技术的批评者、支持者,还是那些困惑不解的人。
——凯文?凯利 《连线》创始主编,畅销书《失控》、《科技想要什么》作者
★我们的Java,就是根据布莱恩?阿瑟的思想开发的。

——埃里克?施密特 谷歌公司董事长
★布莱恩?阿瑟对技术如何发展及其进化过程的分析使我不禁联想到欧几里得几何学,它清晰、简练,而且看起来不证自明,历经多年终于被一位大师表述出来。《技术的本质》是一部开创性的,激动人心的著作,它极大地丰富了已有的商业、工程以及社会科学的内涵。
——理查德?罗德斯 《原子弹秘史》作者,普利策奖得主

★《技术的本质》是自熊彼特以来关于技术与经济的重要的一本书。阿瑟通过明晰、易懂的行文,引人入胜的例子,描述着在从石器到iPod的进化过程中,技术怎样“创造着它自己”。这是一部值得被广泛阅读的,具有深入、持久的重要性的著作。读完本书,你将不会再以同样的方式思考技术了。
——埃里克?拜因霍克 《财富的起源》作者

★每天,成千上万美元在硅谷游弋的资金都基于布莱恩?阿瑟的观点。
——约翰?史立?布朗 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前主席

目录

赞誉

推荐序一 路径依赖性:人口、经济、技术

北京大学教授

汪丁丁

推荐序二 打开“技术黑箱”的一个新尝试

东北大学哲学系教授

包国光

前言 技术的追问

第1 章 问题

技术给我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和无尽的财富,也成就了经济的繁荣。一句话,我们的世界因技术而改变。但是,技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它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进化的呢?缺失了本质的技术

技术的进化

组合进化

本书的主题

第2 章 组合与结构

新技术都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有技术又来源于先前的技术。将技术进行功能性分组,可以大大简化设计过程,这是技术“模块化”(modularity)的首要原因。技术的“组合”和“递归”特征,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技术本质的认识。

技术结构的形成

为什么要模块化

递归性及其作用

第3 章 现象

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技术,都是在应用一种或几种现象之后乔装打扮出来的。技术就是那些被捕获并使用的现象,是对现象有目的的编程。我们一直以为技术是科学的应用,但实际上却是技术引领着科学的发展。

技术的本质

有目的的系统

捕捉现象

技术与科学

第4 章 域

为了共享现象族群和共同目标,或者为了分享同一个理论,个体技术就会聚集成群。这种集群就形成了“域”。工程设计是从选择某个域开始的,这个自动和下意识的选择过程叫作“域定”。设计工作就像是用某种语言所进行的写作或表达。

域定

设计就如同语言表达

参与的世界

第5 章 工程和对应的解决方案

几乎所有的设计都是某个已知技术的新版本,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需要一项全新的设计。工程师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把适宜的构件选择出来,让它们组合在一起工作。设计就是选择,组合只不过是工程的副产品。工程的解决方案,又成为发展新技术的新构件。

标准工程

解决问题的工程

组合与解决方案

未来的技术构件

第6 章 技术的起源

新技术可以是根据某个目的或需要发现一个可以实现的原理,也可以从某一新现象出发,找到如何使用这种现象的办法。原理可以借用,也可以是先前概念的组合,或者由理论而来。只有将概念转化为现实,一项新技术才真正诞生。科学和数学中的原创,与技术没什么两样,因为它们同属“目的性系统”。

什么样的技术才算新技术

找到一个基本原理

概念的物化

基于现象的发明

什么是发明的核心

因果性金字塔

科学与数学中的发明

发明与新的构件

第7 章 结构深化

技术一旦走上发展之路,各种各样的版本就会随之出现。通过“内部替换”,开发人员可以用更好的部件(子技术)更换某一形成阻碍的部件。开发人员还可以通过寻找更好的部件或材料,或者加入新组件进行结构深化。旧设计和旧原理一经锁定,就会产生新用途。

内部替换

结构深化

锁定与适应性延伸

第8 章 颠覆性改变与重新域定

域并不是若干单体技术的简单相加,它们是连贯的整体,对经济的影响也更大。任何新域,都产生于一个已存在的域——母域,而且参与者开始很少能意识到会发生” 颠覆性改变”。但随着理解的深化和实践的固化,新域会慢慢忘记它的母域而横空出世,甚至会极大地提升国家竞争力。

“域”是如何进化的

经济的重新域定

经济中的时间

创新与国家竞争力

第9 章 进化机制

组合是新技术的潜在来源。 组合的威力,在于它的指数级增长。如果新技术会带来更多的新技术,那么一旦元素数目超过一定阈值,可能的组合数就会爆炸性增长。此外,机会利基也在呼唤着新技术。技术就如同生命体一样,它的进化与生物进化也没什么本质差异。

组合

机会利基

核心机制

关于进化的一个思想实验

技术进化与生物进化的比较

第10 章 技术进化所引发的经济进化

众多的技术集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经济”的东西。经济从它的技术中浮现,不断从它的技术中创造自己,并且决定哪种新技术将会进入其中。每一个以新技术形式体现的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又迫切需要进一步得到解决。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这些技术的进化而进化。

经济就是技术的一种表达

结构性变化

解决方案带来的新问题

第11 章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随着基因组研究和纳米技术的发展,生物正在变成技术。与此同时,从技术进化的角度看,技术也正在变为生物。两者已经开始相互接近并纠缠在一起了。我们需要和自然融为一体。如果技术将我们与自然分离,它带给我们的就是死亡。如果技术加强了我们和自然的联系,那就是它对生命和人性的厚爱。

技术具有生物属性,反之亦然

繁衍性经济

纯秩序与混质活力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技术

注 释

译者后记

精彩书摘

  前言 技术的追问

人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常会碰到一些没办法解答的问题,它们可能就此盘踞于心,很久都无法释怀。我是17 岁开始接受电气工程本科教育的,我很快就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我所学的东西的本质,即什么是技术真正的本质?尽管那时我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但我认为那只是因为我的数学还不错。教授们解释道: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技术是经济中关于机制和方法的研究;技术是工业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技术是工程实践。但是所有这些答案似乎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没有哪个答案触及“技术的本性”(technology-ness)这个层次。因而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后来,到了研究生阶段,我转而开始着迷于经济是怎样发展并建构起来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明显,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从技术中产生的。毕竟,在某种意义上,经济不过是通过智慧地组织技术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故而它也会随技术的进化而进化。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经济又是如何引发技术的?准确来讲,技术到底是什么呢?这样一来,我就又回到了老问题上。

其后的很多年,我都没有再过多地思考这个问题。直到20 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研究收益递增理论时,我的注意力才被重新拉回到技术上。技术,是新的技术产品和生产工艺(例如,早期的汽车)通过被应用和被采用而获得改善,之后再获得进一步的应用和采用,进而创造出正反馈或者收益递增的效用。收益递增向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有两种收益递增的产品(也可以指两项技术)相互竞争的话,领先的那个就有可能进一步领先,并因此主导市场。但是最终赢家却无法确定,这其中会有多种可能性。那么赢家是如何被选择的呢?在我的理论进路中,是允许这种随机事件发生的,它会被内在的、连续的正反馈所放大,可以随时间随机地选择结果。如果我们将其看成某种程度的随机过程,我们就可以分析收益递增的情况。这样一来,思路顿开。

为了寻找合适的例子,我从1981 年开始关注具体技术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些考察对我的理论建构都很有帮助,但实际上吸引我的并不是那些直接与收益递增相关的技术,而是在技术呈现之初,那些看起来模模糊糊的状态。我意识到,新技术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我看到的技术的例子都是从先前已有的技术中被创造(被建构、被聚集、被集成)而来的。换句话说,技术是由其他的技术构成的,技术产生于其他技术的组合(Combinations)〇1。这个观察结果看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一开始会让人觉得并不特别重要,但是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新技术是从已有技术中建构出来的,而且是集合性的,那就意味着技术自己创造了自己!后来,我接触到了弗朗西斯科· 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和温贝托· 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的自创生系统理论(self-producing systems)。我知道,如果我直接采用“技术是自我创生的(autopoietic),或者自我创造(self-creating)的”这样的阐述,其实可以令读者印象更加深刻。但是在20 世纪80 年代,我根本不知道瓦雷拉和马图拉纳。当时我能做的只是盯着这个自创生的客体世界,惊讶于这种自创生的结果。

我逐渐意识到,“组合”可能是弄清楚发明和技术进化的现实机制的关键所在。在此之前,这种想法还没有被技术思想家认真思考过。我在20 世纪90 年代对一些机制有了一些想法,并在1994 年发表过关于结构深化的文章。与此同时,我也对其他理论有了一些模糊的理解。

20 世纪90 年代,我曾研究了一些其他问题,主要是关于经济复杂性和认知的问题。直到2000 年,我才又开始回过头系统地思考技术以及技术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我慢慢悟出,除了“组合”之外,还有其他原理也在起作用。技术是由部件和零件(集成件和次级集成件)构成的,而集成件自身也是技术。所以技术有一个递归性(recursive)的结构。而且我认识到,每个技术都是建立在某个现象(phenomenon),以及从该现象挖掘出来的某种或几种效应(effects)之上的。因此,技术是通过捕捉现象并对之加以应用来获得发展的。同时,我也认识到,经济并不太像我接受的教育所暗示的那样,是技术的集装箱,经济是从技术之中产生出来的。经济是从满足我们需要的生产性的方法、法规和组织性安排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经济产生于捕获及组合现象的过程中。

为了深入思考,我一头钻进了斯坦福图书馆。一开始,我需要阅读的资料似乎非常多。但是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我又觉得可读的材料实在太少了。这很奇怪,因为关于技术的资料应该和经济、法律法规之类的资料同样庞大、复杂和有趣。我看到图书馆中有大量关于具体技术的文章、丰富的教科书,特别是关于那些流行的技术,如计算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读物。但是关于技术或技术创新的本质,以及其后续进化的相关文献却很少。这些资料里有工程师和法国哲学家关于技术的沉思,有关于技术的采用与扩散的研究,有关于社会如何影响技术以及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的理论,还有关于技术是如何被设计、如何发展的观察,但是当我想要追问得更深一些,想讨论技术背后的原理,以及建构技术并决定其方式与过程的通用逻辑的时候,却没能发现更进一步的论述。因此我假定,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技术的完整理论。

在这本书中,我将讨论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技术思考的文献,它们将涵盖来自哲学家、工程师、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相关论述。所有这些讨论都很有帮助,其中最有用的是历史学家们对一个个具体技术形成的细节以及细致的案例研究。2 开始,我搞不懂为什么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技术和创新的方法和本质方面都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后来我明白了,可能由于世界的呈现更多来自技术而不是来自于战争和条约,而历史学家当然关注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就会对技术是怎样形成的更感兴趣。

本书讨论的议题是,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这主要是在我的两场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一个是1988 年在圣塔菲研究所“斯塔尼斯拉夫· 马尔钦· 乌拉姆(Stanislaw Marcin Ulam)纪念演讲”上关于“数字化与经济”的一个讲座;另一个是2000 年在爱尔兰的戈尔韦国立大学的“凯恩斯论坛”上关于“高科技与经济”的那场报告。本书内容大部分基于上述两个报告,但主要来自“凯恩斯论坛”的报告。

在撰写本书时,我不得不作一些决定。其中之一是,我决定用平实的语言来写这本书(或者我希望它是直白的)。作为一个理论家,由于职业和个性的原因,我必须承认这么做会有些顾虑。为大众写作一本关于严肃理论的书在100 多年前是很普通的事,但是今天这么做的话,人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不够严谨。这可能是因为,一般来讲,在我们最熟悉的领域(对我而言,包括经济和工程),我们往往会通过专业的理论和晦涩的专业术语来显示论证的力量(这也是我曾经经常做的事情)。

但是,要写一本“既严谨又能满足大众阅读需求”的书的想法最终还是胜出了。主要理由是:首先,单纯的诚实性需要。由于研究对象在此之前没有被详细地思考过,所以还不需要晦涩的专业术语的介入;其次,我认为技术太重要了,因此不能为专家所独有,而是需要普罗大众的共同参与;最后,很重要的是,我要激起公众广泛关注这样一个异常美丽的主题的兴趣,关注我所坚信的那个技术背后必定拥有的某种自然逻辑。

最早,我发现“用词”本身是个问题。技术中的许多词汇都被滥用了,比如,“技术”(technology)这个词本身,以及“创新”(innovation)、“技艺”(technique)。它们的内涵往往既相互重叠,又相互矛盾。仅“技术”一项就至少有半打的主要定义,而且相互之间多有含义上的冲突。另外几个词常常太过感性。比如,“发明”常常会使人不禁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孤独的发明家独自与“或然性”作战的情景。这种情景会使人误会新技术是来自天才们紧蹙的眉间,而不是衍生于此前的技术。我开始意识到,许多技术思考的困难可能恰恰源自用词。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自己做的是有点类似于数学家的工作:首先需要准确界定术语,然后由此逻辑地导出结果和属性。结果将如读者所见,我需要不断地(而且必要地)关注词汇以及它们在技术中的应用,必要时还要引进几个新的术语。我希望能尽量避免这种情况,但是为了讨论需要,还是额外引入了几个术语。

另外,尽管我一直坚持认为在很窄的案例范围内进行论述可能会更方便,我还是要从更大的范围内选定案例。一位出版人曾经建议我就用铅笔做例子,但是我认为既然对技术而言,存在着一个既适用于计算机辅助计算,也适用于啤酒酿造,既适用于发电站,也适用于铅笔、掌上游戏机和DNA 测序技术的通用逻辑,那么,案例就应该覆盖所有类型的技术。当然,为了使我的论述更加明晰且省去太多不必要的解释,我会选择读者较为熟悉的技术。

最后,我还要对这本书不想做的事说上两句。首先,它不是对未来社会和环境所作的技术承诺或者威胁,这些论题都很重要,但并不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内容;它不是关于具体技术,不是关于即将出炉的某个新技术,也不是关于某个工程过程的机械论的概述,那些都已经被广泛谈论过了;同时,它也不是关于人类创造技术的讨论。尽管在技术创造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人的参与,但是我的注意力将会集中在驱动这个过程的逻辑上,而不是放在卷入其中的人身上,我一开始就决定只讨论直接相关的主题。还有另外几个有价值的主题我只是一笔带过,比如:发明社会学、技术的采用和扩散、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理论、制度角色和学术团体作用,还有技术史。所有这些理论都很重要,但是在这本书里都没有着重提及。

尽管本书一定会涉及关于技术的相关文献,但本书并未对其进行回顾。我常常想起刘易斯(Lewis) 和克拉克(Clark)的探险〇1:他们每次都从最熟悉的地方开始探险之旅,迅速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偶然会回到以前曾被别人占领过的地方。我的这次探险也不例外。我们会遇到一些从前的旅人。在这个领域,海德格尔和熊彼特的足迹到处都是。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该领域进行了研究,本书或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有所疏漏,在此向这些探险者一并致歉。

最后一个免责声明是,读者不要因为我写了一本关于技术的书,就认为我对技术情有独钟。脑瘤科医生可能会写关于癌症的书,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它发生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我对技术以及技术后果都持怀疑的态度。但我也必须承认,我对科学怀有激情并着迷于技术的魔力,而且我也得承认我热爱飞行器,也热爱老式无线电。

……

前言/序言

  路径依赖性:人口、经济、技术

汪丁丁

北京大学教授

学者的头脑,哈耶克把它分为两种,模糊型的和清晰型的。稍后,他补充了一个脚注,称在写《头脑的两种类型》这篇随笔时,他未听说过伯林对学者的划分——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和知道许多小事的狐狸。哈耶克自认是一只刺猬。阿瑟也是一只刺猬,多年来,他跨越许多学科追踪研究的唯一重要的课题,可称为“路径依赖性”。

阿瑟是1946 年出生的,现在他被称为经济学家,而且在37 岁时就成为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这些都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在阿瑟1994 年出版的《收益递增与经济中的路径依赖性》一书开篇读到这样一则往事:阿瑟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时,发现了经济生活中存在强烈的收益递增性并写文章论述他的发现(我读研究生时也读他的这些文章)。那时他在斯坦福大学粮食研究所任职,可能还担任生物系主任,他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两位核心人物共进午餐(听上去是“求职午餐”),在他讲述了自己的“收益递增经济学”之后,一位经济学教授委婉地告诉他世界上没有收益递增这回事,另一位教授更坦率,这位教授可能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告诉阿瑟先生,即便有收益递增这回事,我们也不能承认它。这则故事,赫然写在阿瑟著作的开篇。于是这部作品立即入选我的个人藏书——今天,我更乐意收藏电子版。

阿瑟1999 年接受“领导力对话”采访时也回忆了这段“痛苦如地狱”的经历,他的描述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前十年,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并担任了系主任,然后,他用十年时间试图发表一篇收益递增论文,却因此而离开了斯坦福大学。鼓舞他坚持探索的,是斯坦福大学校园最受爱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阿瑟说,阿罗帮助他获得了1987 年古根海姆奖学金,并引荐他去圣塔菲研究所任职。又据阿瑟1999 年回忆,因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MIT 经济学家索罗特意提醒圣塔菲研究所的主持人柯文,说他正在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因为阿瑟是无名之辈。

阿罗始终为阿瑟的收益递增经济学大肆鼓吹,同样深受阿瑟这一思想影响的,是因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而获得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史学家诺思。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于港大书店翻阅诺思1990 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运用阿瑟的收益递增观念于制度变迁的研究。我认为制度在各国,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从未中断悠久历史的国家,路径依赖的性质极其强烈。从那时起,阿瑟成为我关注的西方学术核心人物之一。阿瑟的往事永远提醒我,任何主流,包括经济学主流,都不可避免地压迫和排斥人类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为写这篇中译本序言,我检索了网上关于阿瑟的报道和文章,我发现,那些令人不快的往事完全消失了。这些往事未必是被斯坦福大学别有用心地花钱“遮蔽”了,很可能是因为网络社会的记忆原本就很短暂。

现在,我可以谈正题了。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y),在制度经济学获得诺贝尔奖的那段时期,大约是1985— 1995 年这十年,对我们这些热衷于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学者而言,真是一个最诱人的观念。例如,张五常在诺思得奖时对香港记者大呼“走宝”(即自家的宝贝被人家拿走了)。因为,据说,诺思当年曾在华盛顿西雅图校区听张五常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这相当于师从五常呀。好事的记者于是去问诺思怎样评论张五常的“走宝”慨叹。诺思哈哈大笑,他的评论是,五常言之有理,可是他并未坚持这项研究。读者懂得啦?五常教授20世纪70 年代赴香港大学筹建经济系,1982 年在芝加哥大学核心期刊《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企业的契约实质》(我评价为他毕生的登峰造极之作),此后,他的注意力转向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再也无暇他顾。

路径依赖性,阿瑟的论述,诺思的论述,以及多年前我的论述,可概括为这样一项平凡的陈述:人的行为依赖于他们过去的全部行为。注意,是“依赖”而不是“由此被决定”,也不是“完全不依赖”。阿瑟早年研究人口学问题,20 世纪70 年代至20 世纪80 年代他发表的论文主要是人口学的。不过,他自幼最喜欢数学和工程学,在爱尔兰的少年时代,他偶然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他不过17 岁——“年轻得有些荒唐”。后来,可能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我认为很可能是北美唯一一所最优秀的理论学院)时期,专注于收益递增现象的研究。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主持圣塔菲研究所的“复杂性”课题组,自此以后,他主要研究经济生活中的收益递增现象。

技术,阿瑟指出,不是科学的副产品,而是或许恰好相反,科学是技术的副产品。古希腊人很早就懂得这一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理论家的工作在于冥想,他们的模型是恒星系统,具有“永恒”这一基本性质技艺是实践者的工作,是一种关于偶然性的艺术,探求永恒原理的哲学家,不愿为也。两千年之后,技术仍是卑贱的实践者的工作(例如米开朗基罗的工作),却引发了近代科学。

阿瑟继续考证,技术总是由一些基本的功能模块组合而成的。最初的石器,打磨为两类,锋利的和有孔的,与手柄组合而成复合工具,例如“飞去来器”,例如“耜”与“耒”,例如“眼镜”。凡技术发明者,首重适用性和便利性,发明专利所谓“实用新型”。这两大性质要求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的以往行为与新技术相合。如果你从微软视窗系统转入苹果系统,你会有很多这样的体会,多年之后,你试着适应微软系统,又有很多这样的体会。我们的身体(包括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可以记住我们的行为,并因记忆而有了行为的积累效应——贝克尔称为“人力资本”。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求学时,我听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告诉我,观察人们早餐时吃的是哪一国的食物,可准确判断这些人来自哪一族群。她说,早餐习惯是最难以改变的,因为胃口或口味是“永恒的”。

诺思有几篇论文阐述制度的收益递增效应。他指出,规模越大的政府总是追求更大规模,权力越大的人倾向于追求更大权力,成功的制度有复制自身的冲动,直到社会被锁死于早已僵化但曾经成功的制度陷阱之内。他还找到了不少消亡的人类社会,作为“锁死”效应的例证。诺思的警告格外触动我们这些中国学者,因为历史太悠久而且太难以割舍,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传统,但我们必须改造传统,否则中国就可能消亡。

于是,技术的本质,与制度的本质类似,因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而常将人类“锁入”既有的技术路径或制度路径。锁入,于是可能锁死。当社会被制度路径锁死时,社会消亡。当企业被技术路径锁死时,企业淘汰。现在,读者可以翻阅阿瑟的这部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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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
作者: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
译者:曹东溟 / 王健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3059988
豆瓣评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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