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着

一个儿童座椅，这是藏身之地唯*能容下的东西。

他们必须无比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个细微的失误都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深渊。

甚至连女儿穿着婚纱出嫁时，父亲也只能透过钥匙孔偷偷地观察，哭泣，独自庆祝。

这场每一秒钟都如履薄冰的战争，一直打到了1969年4月12日。

内战，不是三年，而是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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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口述史研究先驱，罗纳德`弗雷泽，亲自采访

曾经轰动过整个西班牙的小人物，他的传奇人生。

※一个家庭三十三年的苦难，一个国家半个世纪的痛史。

※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夹缝中，藏起来！活下去！无论什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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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只需要三个人，一个签字，另外两个作证。

唯*的裁决只有：枪决。

活下去也只需要三个人：丈夫、妻子和女儿。

《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一个男子为了躲避死刑，躲藏在自己的家中整整三十年。主人公曼努埃尔?科特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米哈斯村的村长，在佛朗哥势力1939年夺权后成为通缉对象。为了活下去，科特斯躲藏在家中直至1969年大赦颁布。本书的叙述基于罗纳德?弗雷泽大量的深度访谈及口述史资料，它记述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磨难，也描绘出西班牙至暗时刻。

罗纳德·弗雷泽

Ronald Fraser

英国人，主要研究口述史（侧重于西班牙内战），是20世纪60年代口述史先驱。曾在伦敦和欧洲担任记者。著有《西班牙之血》《寻找过去》《藏着》《拿破仑被诅咒的战争》等。其中，《寻找过去》被搬上银幕，成为《唐顿庄园》原型；《藏着》被拍成纪录片《30年的黑暗》。

熊依旆

不断成长的人类，译有《南瓜花》。

新版序

序

〈一〉 藏着：最初十年（1939—1949）

最初几个月我一直躲在墙内的藏身处。我的妻子在里面放了一个儿童椅，逼仄的空间让我只能面朝一侧坐，两个肩膀挨着墙。我能站起来，但无法走动。从清晨直至午夜过后，我都被关在那里。

〈二〉 曼努埃尔和朱莉安娜：年轻的日子、村子、政治（1905—193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学校感受到的不公开始在其他方面变得明显。我能说出几千个这样的例子……

〈三〉 共和国、革命和内战（1931—1939）

要是我没有保持镇定，这里就会发生一场屠杀。

〈四〉 藏着：又二十年（1949—1969）

（玛丽亚）如果你不断希望，有时它最后会成真，不是吗？

〈五〉 释放

他穿上鞋后不知道该怎么走路。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我（朱莉安娜）必须搀着他，因为他一直滑脚。就算现在，他走路的样子也和以前不同。我看得出他跨的步子很大，好像对自己没把握一样。

〈六〉 今天：曼努埃尔

重获自由最初的那些天里，我觉得很反常。我已经太习惯藏着，习惯了藏着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以至于其他任何事都让我觉得不正常。

注释

大事年表

译后记

<四>藏着：又二十年（1949—1969）

玛丽亚

我和妈妈不一样，她一直很悲观……你永远可以抱希望……而且有时候……它会成真，不是吗？

到了交男朋友的年纪时，我面临着一些问题。爸爸从来没有对我的行为约法三章，他在这方面非常宽容，不干涉我。但妈妈不一样，她以为我可能会跟村里不认识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她几乎要抓狂了。人们很快就告诉了她有个男人喜欢我。

“要是让我看到你跟那个陌生人讲话……”妈妈说，“哪个陌生人都别想到家里来，更别说娶我女儿把她从村子里带走。”

因为年轻，我很高兴能认识一个新面孔。但由于妈妈的原因，我没有成为他的女朋友。他给我写了很多信，妈妈看到的时候说她要把它们撕掉。她害怕我会回信，会慢慢爱上这个年轻人，然后嫁给他。要是这样，我就得离开家去他住的地方生活。这是妈妈不愿看到的。爸爸从来不说什么，但妈妈——唉！

我想，如果是他仇人的儿子想追我，他应该会说点什么。父辈做的事不应该让儿子负责，不是吗？不过，我确信爸爸会告诫我。让他的仇人，一个想看他毙命的人的儿子到家里来，不，我不可能这么做。作为父母唯一的女儿让他们这么痛心——我不可能答应这么做。

爸爸从来不直接跟我谈论政治。但我经常听到他和爷爷谈事情，有时和妈妈也谈。我了解他的想法，也很清楚村里谁是谁，还有他们的父亲过去做过什么。我不想让他的政治对头到家里来。

直到结婚后我才把秘密告诉丈夫。我们交往的那几年，我不需要谁来告诉我要保密。虽然我爱他，也看得出来他爱我，但男女朋友总有分手的可能。那时就会多一个外人知道——谁说得准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不清楚男朋友来看我的那些晚上，他怎么会没听到过爸爸的声音？有天夜里，楼上砰的一声让人吓了一跳。“那是什么声音？”男朋友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噢，肯定是那只猫把什么东西打翻了。”我等待着更多响动，但幸好没有了。后来爸爸承认，他从椅子上起来的时候把火盆踢翻了。

妈妈老是说，她和爸爸处对象的时候外婆不许她做这做那。可是，我看不出来她有什么不同！她不准我在门口等男朋友，而且他离开的时候我不能和他一起走。我星期天和他出去的时候，妈妈也跟着。要是我们去电影院，她会在附近的朋友家等着陪我回去。现在情况变了很多，对长辈是另一种尊重。如果我想和男朋友去哪里，我绝对不敢直接问爸爸。我会找妈妈说：“告诉他我想和男朋友去某个地方，问他行不行……”妈妈会回来告诉我他的话。并不是说爸爸反对过，只要他知道我们是和可靠的人出去就行。但我只能在问过他后才能答应。男朋友经常奇怪为什么我不能立刻回答他。

我们搬到这栋房子后，我就不那么害怕爸爸会被发现了，因为警卫队没有来这里搜查过。最让我害怕的是他会生病。他身体痛的那天把我吓坏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经历那样的情景。

我是 1960 年结的婚。那是一场悲喜交加的婚礼，因为爸爸不能到场。我几乎疯了一样想找理由从朋友身边溜走，去跟他道别。她们一刻也不让我得闲。“玛丽亚，别把这个忘了。玛丽亚，那个你收拾好了吗？”我走到了门口，行李已经放到车顶了。就在这时我转身跑进屋子，终于脱身了。我跑到楼上亲吻了爸爸，回去的时候丈夫正等着我。“你去哪儿了？”“噢，我忘了点东西，刚刚去卧室拿了。”“不是的，我看到你进了厨房。”他说。幸好车开动了，我们兴奋得没有再说什么。

整个蜜月期间，我心里一直想，我必须告诉西尔韦斯特雷……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最后一天我鼓起了勇气。我们在公寓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我说。“啊，什么事？”“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好吧，是这样，我爸爸在我们家里。”“啊。”他看上去并不意外。“是吗？”他说，“我确实感觉偶尔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告诉了他原因，他没有生气。不过，他说我们应该更相信他。他告诉我，他想过我爸爸很可能在马拉加。他的一个理发师朋友认识我爸爸，而且经常对他说我妈妈肯定知道他在哪儿。他想过这是真的，因为我妈妈每星期都去马拉加。但他从没真的想过他在我们家。现在他知道了秘密，也和我们一样守口如瓶。

1961 年，我的第一个女儿罗莎玛丽出生了。她有白血病，但我们不知道。我生第二个女儿的那天，她出现了第一次大出血。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我当时在马拉加的医院里。妈妈带她去看了村里的医生。他只说这种情况很罕见。第二天，妈妈带她去看了马拉加的一位鼻科专家，因为她是鼻孔大出血。他告诉她必须要做血样分析。从那一刻直到她五个月后去世，医生让她受了许多折磨和痛苦。她是十九个月的时候死的。

医生从没告诉我们是什么问题，一直骗我们说她可以治好。我带着二女儿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已经无法把罗莎玛丽从她的小床上抱起来。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剖腹产，妈妈怕我用力抱她伤口会脱线。那时候她就开始带罗莎玛丽，直到孩子去世的前一天，几乎都是她和我爸爸在照顾。我觉得比起对我，孩子更爱我的父母，她更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有时丈夫会说：“罗莎玛丽，你不留下来和爸爸在一起吗？”她会回答：“不，不，我要跟外公外婆走……”我的爸爸非常爱她，总是陪她玩，逗她开心。

可怜的孩子，她受了那么多罪！五个月的输血、打针、抽血。 她一个星期要去马拉加看三次医生，他们一直说她会好起来。一般是我妈妈带她去，因为我要照顾刚出生的宝宝。但有一天是我和丈夫去的，他让医生坦白告诉他罗莎玛丽是什么问题。“她会好起来的，就是要时间，没别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给她吃合适的药，孩子会治好的。”

她半夜的时候死在了我怀里，当时我们正在赶去看医生的路上。两天前她刚去过马拉加，但我看得出来她多么虚弱。最后一晚我不愿把她留给父母，我让她睡在了我身边。要是医生告诉我们真相，她就不会那样死在车里。真是太痛苦了，虽然不论怎样都很痛苦，但让她在家里去世是不一样的。

我不能在出租车里哭。妈妈一直说：“别出声，别出声。如果骑摩托的警卫队把我们拦下来，你就要把她留在这里。别出声，不然我们就不能把她带回村子了。”我不得不强忍悲痛，不能哭出来。我只能坐在那儿，假装她还活着。如果警察把我们拦下来发现她死了，他们会坚持把她就地埋葬。从洛斯伯里切斯掉头开始，穿过丰希罗拉再到村里，一路上我必须忍住眼泪。唉！我的神经崩溃了，一直没有完全恢复。

谢天谢地，我的另外两个女儿很健康，她们都很乖。罗莎玛丽去世的时候还太小，没法跟外人说起我爸爸。但我的二女儿玛丽亚?德拉佩尼亚懂事后，我立刻开始不断叮嘱她。“女儿，要是你跟别人说外公在这里，警卫队知道了会把外公带走。他们会把他关进监狱，还会把我抓起来，把外婆抓起来，我们都会被带走。”我把同样的恐惧灌输给了她——还有后来的小女儿——就像妈妈对我做的那样。当然，两个女儿没有经历过我的遭遇，她们不了解我小时候承受的恐惧，警卫队不会经常来搜查，她们的妈妈也不会总是被盘问。我必须教给她们这种恐惧。“他们还会把爸爸抓走，把他关进监狱里，”我总在反复提醒玛丽亚，“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什么，姑妈和爷爷也不行，谁都不行。明白吗？”只要她有一丁点要跟别人说的迹象，我随时准备不再让她见我父亲。我一直在留意她。

我妈妈很担心，孩子的姑妈经常来带玛丽亚出去。“女儿，不要让她走，”妈妈会对我说，“她出去会说话，肯定会说漏嘴的。”“可要是我不让她去，他们会觉得我不想他们和她见面。”我回答。我不能不让她去，每次我都会警告她：“玛丽亚?德拉佩尼亚，记住！一个字也不能说！”从来没有，她没说过半个字。她六岁开始上学的时候，我要把她看得更紧了。最后，她有一天对我说：“妈妈，你真的觉得我会跟小朋友们说这件事吗？”

爸爸想了一个主意，不要给他起名字。这是个很好的预防措施。玛丽亚?德拉佩尼亚老是追着他问他叫什么。要是她不相信他没有名字，他会告诉她他叫卡拉达拉玛。然后她会说：“这不是名字，你的真名叫什么？”“卡拉达拉玛。”他总是这么回应。不用说，她是对的，谁会起那样的名字？

这是个玩笑，但毕竟很有用。只有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小女儿差点泄露了秘密。每年平安夜都有一档为穷人制作的电视节目，佛朗哥的妻子会在台下观看。那是一年中最好看的节目之一。我们一直喜欢看，因为有很多明星表演，还有弗拉门戈舞等等。节目开始之前，对门的邻居跑来问：“玛丽亚，你要开电视吗？”“不一定。”我说。如果她来，爸爸就会错过演出。从我们买了电视开始，这一直是我的难题。街坊邻居总想来看电视。头几个星期家里从早到晚都是人，因为我们是村里最先买电视的几户人家之一。最难办的是有斗牛赛的时候，我知道爸爸想看。我会装作头痛要躺下的样子。妈妈会站在她家门口守着，要是她看到有人要来敲我家的门，她会告诉对方我不舒服，而且孩子们都在睡觉。我经常要对街坊说：“噢，我不确定会不会开电视。”我的不情愿让他们觉得我很势利和冷漠。“唉！走吧。玛丽亚不喜欢我们在这儿。”他们会说。

总之，去年平安夜节目快开始之前，那个邻居来家里坐下准备看表演。我爸爸不能下楼。突然小女儿进来说：“外公呢？他不来看吗？”她就这么说漏嘴了。“你说爷爷？”我给了她一个警告的眼神说道：“不，爷爷今天不能来，他修鞋子的活还没做完。”我意思是让她明白我说的是我的公公。我在邻居身后又给她使了个眼色。“不行， 爷爷今天来不了，他在干活。”我又说了一遍，她懂了。

那次好险——可这么多年来，有很多次有惊无险的事都可能意味着这一切的结束。但我们总算经住了考验。我从不放弃希望，也许爸爸有一天能自由地出来。我和妈妈不一样，她一直很悲观，总想着那些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事情还没发生的三个月前她就开始想！我很担心，但我不会愁还没发生的事情。你永远可以抱希望——就连女儿生病我也把希望保留到了最后。而且如果你不断希望，有时它最后会成真，不是吗？

……

新版序

2010 年初，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报道，1850 个未标记的公墓被绘制在了西班牙近一半的国土上。舆论认为，公墓埋葬的绝大部分遗骨，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及战争刚刚结束后，因为政治主张、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被暗杀的人。内战结束已经过去七十年，这个消息让人不寒而栗。但实际上，这代表了执政党社会党做出的努力——根据 1997 年以《历史记忆法》之名而为人熟知的议会法案，政府终于准备让战争中逝去的灵魂安息。这项法案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对遗体进行挖掘，内战双方实行的暗杀皆适用于此。事实上，此举辩白了那些支持 1936 年合法当选的共和派政府的人的权利——包括左翼工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左派共和党成员和反对反动叛乱的军官。这一权利被佛朗哥政权剥夺了四十年。当年共和派政府与导致内战加速爆发的武装叛乱进行了对抗。根据最新历史研究，叛军为了铲除“反西班牙的破坏分子”并恐吓民众，总共谋杀了十万人。内战最初几个月遭到枪决的那些人，被遗弃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一起埋葬在无标记的非神圣之地。 这项法案规定，如果愿意，逝者的子孙最后终于可以将他们的遗骨改葬，或者至少了解他们目前的埋葬之地。

尽管我了解整件事的背景和庞大的被暗杀人数，但写下这些的时候，这个消息仍然带给了我极大的冲击：仅在西班牙半片国土上就有如此多的无名之墓——全国由社会党单独治理或与其他政党联合管理的十七个自治区即占了八个。如果本书的两位主人公之一曼努埃尔?科特斯（Manuel Cortés）不是如此聪明机智，他的遗体如今很可能就躺在这其中一个无名之墓里。在由获胜的佛朗哥支持者掌控的米哈斯（Mijas），等待他的几乎必然是这种命运。这个安达卢西亚村子是他的家乡，内战之前他是这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社会党村长。但他逃脱了这种命运，因为战争结束回乡后，他在父母及其妻子的家里藏了三十年。他以理发师为业，终生秉持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信念；他家境贫穷，基本依靠自学，而且热衷政治；他坚信村里目不识丁的无土地散工和小户佃农必须先接受教育并学会合作，然后才能肩负起迫在眉睫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以使农村从反动地主阶级手中解脱出来；他极 力反对暴力，包括回应武装叛乱而在后方进行的暗杀行动——劳工们着手的革命事业，使得大约五万五千名“资产阶级”因为政治或宗教理想被大肆枪杀。作为村长，曼努埃尔在那段危机四伏的时期挽救了许多政敌的性命。他从大多数人那里赢得的感激，却是他们盼着看到他被枪毙在那条干枯的河道旁，而他的一些同伴已经在那里送命。

有两年时间，曼努埃尔整日藏在一个不过儿童椅宽的空间里。倘若没有他的妻子朱莉安娜（Juliana）的支持，他不可能幸存下来。从多个意义上而言，她是这场磨难的另一位主角。因为她必须不断应对外部世界，在战后严峻的形势下抵挡国民警卫队的搜查和盘问，以及好事的冤家对头和爱管闲事的街坊邻居。她通过严厉的告诫确保了三岁的女儿对曼努埃尔藏在家的事只字不提，正如多年后她的女儿玛丽亚为同样的原因让自己的两个孩子保持沉默。两代年幼的小女孩被妈妈逼迫绝不许把家人知道的秘密向外透露——这是她们的父亲和外祖父存活下来的条件。在一个人们相互熟知的小村子里，做到这样绝非易事。但这些年幼和年长的女人做到了，谁也不知道她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除了保护丈夫，朱莉安娜如今还要养家。读者会看到，她对这件事变得游刃有余。她带着对利润的精明考虑扩大了生意，曼努埃尔说这是他自己在幕后指导的结果。事实的确如此，但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这否认了朱莉安娜在执行决定时发挥的作用。不过平心而论，曼努埃尔十分克制地未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强加给朱莉安娜和玛丽亚，也不对她们参加教堂活动和她们的宗教信仰评头论足。他自己则对这些事情毫不关心。但在更世俗的层面上，他对妻子和女儿便没有这么宽容。对于一个 1969 年时已六十多岁，并且刚刚从漫长的躲藏中走出的村夫而言，这并不让人意外。

尽管重获行动自由后曼努埃尔没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他晚年一直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让我好奇的是，他会如何看待《历史记忆法》？我确信他会欣然接受对那些反对武装叛乱的人的权利进行平反，同时再次谴责交战双方犯下的暴行，并且一定会指责中间偏右的人民党（Partido Popular，PP）借口法案只会重揭内战伤疤而拒绝通过的行为。他可能不会像历史学家一样感激立法者的决定——将与内战有关的众多西班牙文献单独集中在萨拉曼卡的档案室里。但他也许会和我一样，对这项法案的名称感到困惑。历史记忆？想必这里合并了两种记忆。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是个人亲身经历的产物，对每个个体而言都是主观而独特的。从这层意义来说，历史的记忆必然有许多版本。而且即便有些记忆有重叠之处，它们带来的影响 也会因人而异。所谓的历史“记忆”只可能指代对过去的集体意识，是通过教育、影像、传说、书籍、电影、新媒体等形成的一种后验，因而无需个人的亲身经历，并且受制于操控历史的争议，以及它对现在的投射。正如人民党做出的反应，这种现象在内战问题上一直存在。对于20 世纪 30 年代导致国家分裂三年的战争，西班牙国内尚未达成共识。

我们能否认为个体记忆在其所属阶层或社会群体中具有代表性？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每个人始终远不止他代表的某一件身外之事。那么，记录个体的回忆——我们都知道其客观描述难免经常出错——用途何在呢？我想，只在于这些回忆最能告诉我们的——那些亲历历史事件者的主观感受。

最后我想以自己的观点结束。在我有幸认识的所有人中，曼努埃尔是最不同寻常的几位之一。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坚不可摧；他早从少年时代起便为改善周围世界所做出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他对包括其政敌在内的其他生命的尊重，体现了一种在其同时代的人身上少有的对生命的敏锐情感。我十分感激他提供的现代西班牙历史和政治知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果敢而沉着，但却对自己和自己的成就表现得异常谦逊，毫无夸大之词。我很荣幸成为他的朋友，并和他共同著述此书。

罗纳德?弗雷泽

2010 年 3 月于瓦伦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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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69 年 4 月，曼努埃尔?科特斯——西班牙一个小村庄在内战时期落入佛朗哥势力之前的最后一任共和派村长——在躲避当权政府三十年后重返社会。在他的妻子朱莉安娜和女儿玛丽亚的帮助下，他从内战结束后便一直躲在村子里。在他获释的几天前，为了庆祝内战胜利三十周年，政府宣布了一项特赦令，赦免内战期间犯下或涉嫌犯下的罪行。三十年过去了，曼努埃尔?科特斯，这位以理发师为业并终身秉持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第一次觉得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出躲藏。

本书记录了他和妻子及女儿对这些年的描述。他们讲的是自己的故事，唤起亲历过的艰难考验、死里逃生的危险，以及似乎失去一切的绝望。躲在一个人们爱多管闲事的村子里——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村子一样——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除此之外，还要面对搜查和审问、经济困境和对生病的极度恐惧——曼努埃尔躲起来的时候三十四岁，出来的时候六十四岁——做到这样更显得了不起。其中的许多功劳要归于他的妻子。是她在漫长的三十年里担负起保护丈夫的责任，养家糊口，教导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对家里的秘密保持沉默——而这些都是在大多数亲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到的。这是一个有关个人的坚韧、才智以及牺牲的故事。在重历这个故事，提醒自己三十年在人的一生中有何意义时，我们除了引用朱莉安娜的感叹，大概也没有更合适的话了：“三十年——说起来容易，但你要亲身经历才能知道个中滋味。”

但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对这么多年躲藏的描述。尤其是曼努埃尔，他的叙述是对西班牙近代历史最关键的那几年生动的回忆录：君主制的瓦解、共和国的到来、人民阵线、武装叛乱、革命以及内战。1930 年到 1939 年是见证这些事件的十年，这十年大概是当代历史中记录最为详尽的时期之一：相关著作已有一万多本，每年还有新的作品问世。但关于西班牙——尤其是乡村——的劳动阶层是如何亲历这些事件的，这一点却鲜有作品涉及。

不能忘记的是，当时的西班牙以农业为主（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60 年代都是如此）。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业无产阶级群体（多数为无土地散工）大概与工业无产阶级相当——各有两三百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两百万佃农、租地农以及小土地拥有者——同时，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数也不过两百万。除却他们所有人，五万大地主却拥有超过西班牙一半的土地。在安达卢西亚这样典型的大庄园主地区，情况更为极端：例如在塞维利亚，5% 的地主创造了全省农业总财富的 72%。

土地问题几乎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根源，它数百年来悬而未决，以至于开始让人觉得会“永远存在”。在成百上千的村子里，农民期待共和国能用一场有意义的土地改革解决问题——然而等待换来的是失望。共和党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未能巩固革命并创造稳定的议会制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的失败。厌倦了等待的农民阶级投奔左派，占领了大庄园主的土地。1936 年的武装起义触发了 20 世纪西方最大的革命狂潮。其结果无须重复：劳动阶级和农民革命失败，同时迎来内战；军方、寡头政体和教会成功打败他们的敌人并采取独裁统治，除了已逝的萨拉查，这是 20世纪欧洲持续时间最长的独裁。土地问题继续存在，直到 60 年代才“终被解决”——数以百万的农民随着西班牙工业扩张而离开农村到城市变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其他人则到西欧的六个国家从事非技术劳动。

曼努埃尔是随着对土地和农民受剥削问题的深入认识投身到了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要理解他的立场，必须对他所在的村子和其土地有所了解。

米哈斯是距离马拉加西面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它面朝一条山脉而卧，俯瞰地中海。村里起伏的地势一直延伸到丰希罗拉两侧的沿海平原，流经丰希罗拉的河流也将平原一分为二。在山丘和低洼处，白色的农庄随意散落。倘若俯视其白墙红瓦环绕在种类繁多但并不集中的树木之间——橄榄树、杏树、角豆树、无花果树种在通常不过几步宽田边，你会想象这里住的都是拥有土地的农民：每个农庄都是一小片天地——这块田里种这个，那块田里种那个， 什么都种一点。幸运的话，每一样庄稼都足够支撑一年的生活。

这是一幅具有误导性的景象。虽然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比其他地方分配得更平等，而且有些农庄归农民所有，但大部分土地属于少数几个地主。他们的地由农民租种或以佃农的身份耕种。如果是后者，地主将拿到一半的收成。农庄的规模刚好支持一个家庭度过丰收之年；要是遇上收成不好的年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如果父亲不出去，那么当儿子的就必须出门找事做。

村民靠土地生活。村里有一些当地的重要人物：两三个地主、一名医生、一名校长、镇书记、一两个商店老板、一名牧师，以及任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的下士或中士。这个小型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控制村里命脉的统治集团。过去，偶尔会有其中一个重要人物组建自己的支持群体，从并不限于他自己的阶层中吸收成员。当时这一群体被称作党徒。在更早些时候，每个党魁，或者说政治老板，会有听命于自己的党徒集团。

在这个小型资产阶级中，国民警卫队指挥官无疑在其准军事性的农村警力驻扎的任何地方都拥有极大的权力。他是当地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但他不依赖于它，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指挥链来接收命令。他是外来人——任何警卫队员不得在自己的出生地任职，必须与之保持距离，这是他树立威信保持独立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他又不能完全与之疏离。统治集团也许能给新上任的指挥官施加压力，但他也同样有责任和义务抵抗会危及其自主能力的其他势力，因为他的威信仰赖于此。读者会看到这些模糊之处是如何在曼努埃尔的事例中上演的。

在这个小资产阶级之下，还有一个阶层的手艺人和自雇者：几个水泥工、一两个木匠、几名理发师和修鞋匠、一个打铁匠、编茅草的人、骡夫以及鱼贩。这些人在村里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剩下的人靠土地而生，但土地并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事做。许多无土地的散工只有在农场需要额外劳动力的时候才能找到活干，否则在长达半年不需要额外劳动力的时期，他们就要去山里搬柴火或者搬刺手的茅草回来。或者一言不发地坐在酒吧前的空桌子旁，如同那些在喷泉边身着黑衣服的女人一样，眼神空洞地盯着零星走过的路人。

这是几十年前。如今的米哈斯是地图上推荐的“必游之地”，太阳海岸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游客在 20 世纪 60 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酒店、别墅和公寓大楼里度假。他们拥挤在混凝土修建的乡村街道上，注视着为他们开设的旅游商店，骑在“观光”毛驴上看风景，在村庄里拍照留念，然后坐着大巴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很少有人再依靠土地生活。但在这张旅游面具之后，米哈斯的今天藏着它的过去。

*

当我在伦敦看到曼努埃尔走出躲藏的消息时，我并不感到十分惊讶。我对米哈斯已经有几年的了解，而且每当谈话转为闲聊时，人们经常会揣测他的妻子朱莉安娜的举动——她总在周围有人的时候把家里的门关起来。偶尔会有人说曼努埃尔藏在屋子里。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心里觉得这不可能。但是，无疑有很多人想过他可能藏在那儿；同样肯定的是，没有人能确定他就在那儿。

曼努埃尔出现的三个月后，我在一次去米哈斯的拜访中见到了他。我发现他个子不高，头发灰白。皱纹和天花留下的伤疤在脸上交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一双好奇的眼睛嵌在上面。苍白的肤色是他三十年不见天日仅有的明显痕迹。他很机警，也很小心。包括世界各大媒体代表在内的许多人都来看过他，他是因为此次特赦而走出躲藏的六个人中第一个出来的。几天之后他才同意他人记录自己的人生。

他说话的方式从容而冷静，没有安达卢西亚人常见的虚夸。他最关注政治——他年轻时候的政治，他参与过的社会主义运动。20世纪 30 年代的农村社会主义（或其他人民阵线）领袖没有多少人活下来。他们有的在战场上阵亡，有的在镇压中死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中，对于动荡时期村里的生活和政治，没有谁能记得像曼努埃尔这样清楚。在被迫与世隔绝的泛黄的三十年里，他的记忆一直保持得非常好，内战前的生活和政治几乎没有什么遗漏。毫不夸张地说，在许多方面，他的记忆比眼前的生活对他而言更为真实。倾听这些回忆仿佛倾听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一个有幸活下来的人回忆任何历史作品都无法详细描述的事情：那个年代的民间生活。

随着他对地方、国家乃至国际事件的详细回忆，我听到了在这个村子前所未闻的事情。不过，我此前确实没有机会像这样直接对其他人提问。他对于自己在躲藏中的苦难表现得很含蓄：我们交谈了二十四小时后，他才提起自己如何度过了最初几个月的躲藏。

有两件事只要我们提起，他的声音都会变得很激动：朋友和同志遭到处决，以及革命期间当地地主的被害。回忆这两件无可辩解的事令他感到痛苦。他曾尽己所能挽救生命，这些人的死显然至今对他仍有很深的影响。

他所说的一切体现出了他的稳健。他是组织者和仲裁者，也是领导者和调解人——小时候他是一帮孩子的“头目”，少年时期自己选择当足球队的裁判——加之反叛的天性，这些就是他身上具备的多种特质。

随着曼努埃尔讲述自己的人生，尤其在他躲藏期间，朱莉安娜的重要角色变得越来越明显。要使故事得以完整，就必须加入她（和其女儿）的陈述。尽管犹豫不决，但曼努埃尔还是同意说服妻子。朱莉安娜比丈夫高，外表看上去比他更强健。我很快发现村里人对她举止严厉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一个三十年来必须保护丈夫安全并养活一家人的女人来说，这丝毫不让人意外）。回忆过往事件时的情绪常常让她难以承受，禁不住失声痛哭。这种情况下，曼努埃尔在采访中的陪伴能给她带来安慰。但其他时候，她明显在他不在场时表述得更加自 由。

采访过程中我问了成百上千的问题。鉴于提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回答，我需要明确自己的立场。我对米哈斯的近期历史非常了解，但对西班牙历史并非如此。采访过程中，我同时在向曼努埃尔和与此主题有关的作品广泛了解情况。我的主要角色无疑是进行调查：鼓励曼努埃尔、朱莉安娜和玛丽亚回忆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影响的所有细节。与此同时，随着曼努埃尔和我深入交流，对 20 世纪 30年代的政治热情和辩论开始将我掌控。然而我还太年轻，在那个年代只是个孩子，没有亲身的体会。我们的采访经常转变成对话，我逐渐打算将这本书围绕这些对话的发现展开。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不想装作自己是以“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采访。我所关注的话题必然奠定了我们交流的基调，但我相信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曼努埃尔给出的回答。不论我的提问多么刁钻，他总是对自己表达的政治信仰做出幽默而坚定的回应。

我没有在书中加入这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这会画蛇添足地将整个故事复杂化。而这个故事的价值，在于对一个人半个世纪的人生和安达卢西亚农村生活的历史叙述进行了独特的融合。我转而附加了一些注解和章节标题——这些都是我的主意，书中的主人公没有参与，希望这样有助于从国家层面对他们讲述的地方事件进行澄清和充实。

因此，这是他们的书。我重点安排了（在分量或顺序上）藏身最初几年的描述和革命及内战——因为它们固有的历史和戏剧价值——的部分。除此之外，我的介入仅限于调整时间顺序、删除赘 述内容，以及尽量忠实地翻译他们的陈述。

感谢帮助我完成此书的所有人。特别感谢对录音带进行抄录的各位，尤其是玛丽亚?艾奇逊女士（Mrs Maria Acheson）。若有人想查阅采访的原内容，我可以提供录音带。

罗纳德?弗雷泽

伦敦

米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