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直觉思考

　　在我们理解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方面，丹尼尔·卡尼曼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应该是任何专业培训的一个主题。在我和他共同出席的一次会议上，他关于“锚定和调整启发式”的评论确实让我难以忘怀。下面的例子描述了这种启发式的运作方式，是以我和我的学生在哥伦比亚商学院做过的一个练习为基础的。我给了他们一份表单，上面要求填写两个数字。1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练习，那么花一些时间简单记下你的回答。
1. 你的电话号码的后四位数：
2. 估计一下纽约曼哈顿区的医生数量：
根据“锚定和调整启发式”偏差的预测，电话号码会影响对医生数量的估计。在我的班上，电话号码以0000 – 2999结尾的学生猜出了一个平均值，即16531，而以7000 – 9999结尾的那些学生则认为是29143，比前者高出了75%。在对自己的学生进行测试时，卡尼曼报告了一种类似的模式。（我估计，曼哈顿大约有20000名医生。）
当然，人们也都知道自己电话号码的后四位数与曼哈顿的医生数量无关，但是，在做估计之前思考某个任意数字的做法会引发巨大的偏差。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如果我将问题的顺序颠倒过来，那么学生们肯定会作出不同的估计。
做决策时，人们往往以一条特定信息或一种特征（锚点）开始，必要时做出调整，以便得出一个最终答案。对人们而言，偏差意味着从锚点开始做的调整不够，从而导致不准确的回答。系统地讲，不论锚点是否明显，最终答案都会与之过于接近。2
但卡尼曼所强调的问题是，即使你向一个团队解释锚定，他们也不会完全理解。你可以在刚刚讨论完这个概念之后进行一个实验，但你会发现，人们的行动中仍然存在偏差。心理学家认为，主要原因是锚定受潜意识的支配。
心智模式掌控你的大脑
本章将要介绍一种更广泛的决策错误，即对备选方案考虑不充分，而锚定就是其典型特征。为了更直接地说明这种错误，你可以称它为隧道视野。不愿考虑选项或概率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从一次医疗误诊到毫无根据地信任一种金融模式。我们的大脑究竟怎么了，以至于让我们的视野变得过于狭窄？
我最喜欢的一个解释来自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一位以心智模式理论著称的心理学家。约翰逊-莱尔德认为，当我们进行推理时，“我们使用知觉、单词和句子的意义、它们所表达的命题的意义，以及我们的知识。事实上，我们会使用自己所获得的一切来思考可能性，并借助于某种关于世界的心智模式来表现每一种可能性”。3
关于约翰逊-莱尔德的描述，有几个方面值得强调。首先，人们是从一组前提出发展开推理的，而且只考虑到了兼容的可能性。因此，他们没能考虑到一个问题，即他们所相信的并不是真的。设想一下手里有几张扑克牌，关于这些牌，以下三种表述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
· 里面有一张K，一张A，或两者都有。
· 里面有一张Q，一张A，或两者都有。
· 里面有一张J，一张10，或两者都有。
考虑到这些表述，手里可能有一张A吗？
约翰逊-莱尔德曾向许多有头脑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他们错了。如果手里有一张A，那么前两种表述将是正确的，这就违反了只有一种表述为真的条件。4你可以这样认为：前提及其替代选项是一束光，只照在感知到的、可能发生的结果上，同时在黑暗中留下许多可行的替代方案。
与约翰逊-莱尔德的描述相关的第二个要点是，一个人看待问题的方式——一个问题对他而言是如何描述的，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以及他拥有哪些个人知识——决定着他推理问题的方式。因为我们不善于逻辑推理，所以，一个问题的陈述方式会强烈地影响我们的选择方式。前景理论在过去40年里的发现，包括常见启发和关联偏差，均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将在自己的隧道视野错误中看到许多这样的偏差。
最后，心智模式是某种外部现实的内部表现，是一种不完整的、以细节换取速度的表述。5心智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取代更多繁琐的推理过程，然而，只有具备与现实相匹配的能力，它们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一种不合适的心智模式将导致决策的彻底失败。6
我们的头脑只是试图得到一个答案——对一个病人做出正确的诊断，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一次收购，一部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将如何进展——而且往往习惯于通过迅速而有效的方式得到答案。然而，迅速得到恰当的解决方案，这就意味着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我们而言似乎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上，同时忽略许多其他可能的结果。对于我们进化过程中的大部分事件来讲，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奏效的。然而，在今天的技术世界里，那些数万年前在自然环境中起作用的因果模式往往站不住脚。因此，当风险足够高时，我们必须放慢节奏，并把目光投向所有可能的结果。
我喜欢X，所以我决定支持X
你知道谁经常购买保险和彩票吗？如果知道的话，你就可以把他描述成一个正常人，同时也是一个违反期望效用原则的人。保险和彩票的购买者也代表了第三个错误：依赖于对风险的直接情绪反应，而不是对未来可能结果的公正判断。18让我们利用系统1（快速的、经验性的系统）和系统2（较为缓慢的、分析性的系统）之间的区别来说明一下：当经验性的系统优先于分析性的系统时，这个错误就会出现，从而导致决策大幅度偏离理想状态。
人们把这种现象的中心思想称为情绪，换句话就是，某种刺激物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感受会影响决策。其基本概念是，我们对事物的感觉会影响到我们对它的决策。情绪反应会迅速而自动地发生，让我们难以应对，而且我们始终意识不到。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乔克所说：“在许多决策中，情绪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远远超出我们愿意承认的范围。我们有时会欺骗自己说，我们以一种理性的姿态前进，并且能够权衡各种方案的所有利弊。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很少出现。很多时候，‘我决定支持X’的意思只不过是‘我喜欢X’。”情绪是情境性的，因为它通常遵循鲜明的结果或者某种具体的个人经验。19
情绪研究揭示了与概率和结果相关的两个核心原则。首先，当某次机会的结果缺乏有效的情感意义时，人们倾向于过度重视概率。举一个恰当的例子：俄勒冈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斯洛维奇让一个小组评价一个可挽救150人的系统，同时让另一个小组评价另一个系统，根据预期，在同为150人的条件下，该系统的挽救率为98%。挽救150人显然更好，但是，挽救率为98%的那个选项得到了更高的评价。原因是，第一个小组发现总共可挽救150人的系统没什么情感价值。另一方面，98%比较接近100%的理想比率，情感上也更强一些。因此，概率在这次评价中占领了中心舞台。20
相反，当结果比较鲜明时，人们就会较少地关注概率，而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例如，不论中奖概率是千万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彩民们都有着相同的感觉，因为回报是如此之大，也因而承载着如此多的情感意义。这种概率不敏感的现象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同时玩彩票和买保险：彩票收益或财产损失的价值淹没了相关的输赢概率。
意想不到的后果：养活一只麋鹿，饿死一个生态系统
当你应对一个包含许多相互关联的部分的系统时，调整某一部分有可能对整体产生意料不到的影响。以黄石国家公园为例。回顾一下，情况是这样的：19世纪中期，当探险者在220万英亩的大片区域内无法找到充足的食物时，该公园的灾难就开始了。黄石公园于1872年正式成立，在此前几十年内，它见证了许多野生动物——麋鹿、野牛、羚羊、驯鹿——在猎人和偷猎者手中消失。于是，在1886年的时候，美国骑兵队被召来管理这个公园。他们的第一要务是恢复该公园的野生动物数量。
经过几年的特殊喂养和妥善照料，麋鹿数量迅速膨胀。事实上，这些动物的群落变得如此繁盛，以至于它们开始过度啃食牧草，使基本植被大为减少，并造成土壤侵蚀。自此以后，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饥饿的麋鹿消耗了大量白杨树，该树种的减少造成了海狸数量的萎缩。海狸筑造的堤坝对生态系统来讲很重要，因为它们减缓了春季径流的速度，降低了侵蚀的概率，并保持了水质的洁净，从而为鳟鱼创造了良好的产卵环境。没有了海狸，生态系统迅速恶化。
然而，该公园的管理人员却无视以下事实，即麋鹿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事实上，1919～1920年的冬天，大约60%的麋鹿死于饥饿或疾病，在这之后，国家公园管理局忽略了缺少食物的因素，而错误地将麋鹿的死亡归咎于黄石的另外一个生物群落：食肉动物。
掌握了情况之后，他们开始捕杀（通常是非法和不正当的）狼、美洲狮和郊狼。然而，他们捕杀得越多，形势就变得越糟。野生动物群落开始经历飘忽不定的繁荣和萧条。这只是促使管理人员加大了捕杀力度，从而触发了一个病态的反馈回路。到了20世纪中期，他们几乎已经将食肉动物赶尽杀绝了。例如，国家公园管理局在1926年射杀了最后一群狼，直到大约70年后才将它们重新引进。14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黄石公园拙劣的监督解释了复杂系统周围存在的第二个错误：系统中某个成分的调整能够对整个系统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关于国家公园管理局，阿尔斯通·蔡斯写道：“95年以来，他们一直扮演着上帝的角色，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却似乎让公园的情况变得更糟。在试图管理这个美丽的野生区域时，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在那里，每个错误都使公园的情况恶化，但每个错误都无法得以纠正。”
即使是个体层面最善意的行为，也会导致系统层面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是长期以来被公认的。15但是，出于某些原因，决策挑战仍然存在。首先，与以往相比，我们的现代世界中存在更多相互连接的系统。所以，我们遇到这些系统的次数更多，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它们会带来更大的后果。第二，我们仍然试图凭借对因果关系的天真理解来解决复杂系统中的问题。
2008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让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政府的立场是，既然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了解雷曼糟糕的财务状况，那它就能够承受这样的后果。然而，破产公告却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因为雷曼的损失比人们最初认为的更大，这就造成了全球风险厌恶情绪的增长。甚至像货币市场基金这样被认为安全的市场也遭受了打击。例如，“主要储备基金”——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宣称其为基金持有人带来了经济损失，因为其所持有的雷曼兄弟债务已被清除。这一公告震惊了投资者，在更广泛的金融体系内打击了人们的信心。16
这个挑战也波及到了其他领域。例如，在开展研究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过程中，乔治城大学精神病学家穆雷·鲍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7在早年从医的生涯中，鲍文对很多学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使他相信，与当时常见的观点相比，应该采取一种更广泛的观点来看待心理健康。标准治疗专门针对个人，而鲍文则把患者置于家庭系统的背景下来进行观察。鲍文理论相应地提供了一些方法，即在理解和对待个人行为时将其当做一个相互关联的家庭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类似的问题是如何出现在西方医学中的，在这个领域内，诱因以初级保健医生（整体）为代价催生了更多的专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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