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俱乐部

美国经历了一场内战，其政府形态却没有遭遇变革。内战期间，美国没有抛弃宪法，没有暂停选举，也没有发生政变。但从其他几乎所有方面来看，美国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战争本身没有让美国变得现代，但战争标志着现代美国的诞生。

对于亲历内战的那一代人来说，战争似乎不只是民主的失败，也是文化的失败，思想的失败。创痛深沉的内战使战前的信仰和期望轰然崩塌。在战后的新世界，这些信仰显得极为过时。内战扫除了南方的奴隶制文明，随之也几乎完全扫除了北方的知识分子文化。美国花了几乎半个世纪才发展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文化，找到一整套理念、一种思考方式，来帮助国人应对现代生活的种种情形。这场上下求索就是本书的主题。

回顾这个故事有很多路径。这里我们要走的路，会路经四个人的生活：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詹姆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和约翰•杜威。总的来看，他们在驱动美国思想进入现代世界上，比任何别的团体的作用都要大。他们不仅对其他作家和思想家有无与伦比的影响，也极大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改变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让他们继续思考教育、民主、自由、正义和宽容。因此，他们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学习、表达自己观点、理解自身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待跟自己不同的人的方式。

路易斯•梅南 Louis Menand

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纽约客》特约撰稿人。2002年，他的第一本面向大众的著作《形而上学俱乐部》荣获普利策奖最佳历史类图书，以及美国历史学会的帕克曼奖。2016年，梅南获得了奥巴马总统授予的美国国家人文勋章。

《形而上学俱乐部》并不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四人传记，一个奇妙的思想故事，通过把这些思想家变成活生生的人来讲述它。梅南德通过形而上学俱乐部把他们联系起来，这是1872年在马萨诸塞州剑桥成立的一个非正式俱乐部，只持续了九个月。他们的思想遗产是学术自由和文化多元，这也是非意识形态时代民主的关键。

《纽约时报》

“一部关于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的群像，正是这四个人改变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

《纽约客》

“对于美国思想的一次精彩探索，从内战的阴霾到平权运动和冷战，追溯实用主义思潮的兴起。”

《经济学人》

前言001

第一部第一章奴隶制的政治003

第二章废奴主义者026

第三章莽原之役及后话056

第二部第四章有两种思想的人083

第五章阿加西109

第六章巴西132

第三部第七章皮尔士一家169

第八章误差法则197

第九章形而上学俱乐部223

第四部第十章伯灵顿261

第十一章巴尔的摩282

第十二章芝加哥317

第五部第十三章实用主义371

第十四章多元主义414

第十五章自由450

后记476

致谢485

参考资料489

　　《译文纪实·形而上学俱乐部：美国思想的故事》：
第一章 奴隶制的政治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是联邦军队中的一名军官，身高一米九，很有军人风度。在之后的生活中，他很喜欢在演讲和谈话时拿军事打比方，也不介意被善意地叫成霍姆斯上尉。一直到1935年以九十三岁高龄与世长辞，他都留着浓密的军人髭须。战争是他一生经历的中心，关于战争的记忆也始终鲜活。每年到了安提塔姆之役的纪念日他都会喝上一杯葡萄酒以资纪念，在那场战役中他的脖子受了枪伤，被留在前线等死。
但霍姆斯痛恨战争。他第一次参战是李斯堡之役，那时他才二十岁，体重约六十二公斤，在这场战役中胸部中弹。他英勇战斗，恢复得也很快。但他原本就没有多么强壮，随着战争进行，身体的创痛越来越折磨人。他一共负过三回伤，第三次的战斗后来演变成钱斯勒斯维尔之役，这回是脚部中弹。他本想着这只脚恐怕不得不截肢，那就可以退役了；结果脚保住了，他也一直服役到期满。他的很多朋友都战死沙场，有些就死在他面前。每年喝一杯，也是慰藉伤痛。
霍姆斯身上的伤愈合了，精神上的磨难却挥之不去。他参战是出于道德信念，对此他有着超乎寻常的热忱。然而战争不只是让他失去了这些信念，还让他失去了对信念的信仰。他对思想的局限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形象具体，印在脑海里不可磨灭。他带着严厉甚至是愤世嫉俗的态度坚守这一看法，有时会令研究他生活和思想的人望而却步。但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写下的很多意见都以这一看法为基础。要了解霍姆斯为了写下那些意见所走过的路，我们就得回到内战前的波士顿，看看那个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世界。
2
我们通常会认为，南北战争意在拯救联邦并废除奴隶制，但在战争开始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两个理念水火不容。那些想要保住联邦的北方人并不想看到奴隶制蔓延至准州，其中有些人希望奴隶制会在现存的州内逐渐式微。但很多北方的生意人都认为，失去南方意味着经济灾难，而他们的很多雇员又相信，解放奴隶意味着工钱降低。比起奴隶制来，他们对南北分裂的恐惧要大得多；他们也绝不想冒着分裂的风险，试图强迫南方放弃奴隶制。
废奴主义者对联邦的未来并不在意。他们鼓吹：“如果是你的右手冒犯了你，那就把右手砍掉。”他们看不起统一主义者，认为他们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正义还重，也认为任何缺乏废除或隔离奴隶制的举措都是与虎谋皮。他们给统一主义者安上虚伪和贪婪的罪名，被激怒的统一主义者还以颜色，指责废奴主义者正在刺激南方走向分裂，试图将废奴主义者赶出城镇，有时还想杀了他们。在跟南方的战争打响之前，北方内部就有一场战争。
霍姆斯的父亲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博士就是一位统一主义者。霍姆斯家族与从清教徒时期开始就在新英格兰地区兴盛起来的那家族息息相关——奥利弗家族、温德尔家族、昆西家族、布拉德斯特里特家族、卡伯特家族、杰克逊家族，还有李家；不过霍姆斯家族并非富甲一方。霍姆斯博士是位教授，其父埃比尔当过神父。他自视为新英格兰的“婆罗明”（是他自己造的一个词），这么说的意思是不只要出身好，还得是个学者，或者叫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开明与守旧的混合，结合了智识上的广大与文化上的狭隘。
……

前言

美国经历了一场内战，其政府形态却没有遭遇变革，这一事实引人注目。内战期间，美国没有抛弃宪法，没有暂停选举，也没有发生政变。人们是为了保护在建国时就已建立起来的政府治理制度而战，实际上也是为了证明这一制度值得保护，民主的理念并没有失败。这是葛底斯堡演说的意义所在，也是北方伟大的战斗口号“联邦”的意义所在。制度被保护下来，联邦也确实得以幸存。但从其他几乎所有方面来看，美国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战争本身没有让美国变得现代，但战争标志着现代美国的诞生。

作为政治和经济事件，这一转变不难看清，也不难说明。分裂让北方在这四年里可以在没有南方介入的情况下制定国家扩张政策，战时国会也没有让这样的机会溜走。这个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活跃的国会之一，支持科学训练和研究，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税务系统，发行了第一种真正全国通行的货币，使建设公立大学和完成太平洋铁路成为可能。这个国会还使联邦政府成为有立法权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引擎，并帮助赢得了战争。邦联的军事失利让共和党于1865年之后在国家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共和党也是商业的拥护者。三十多年间，强大的中央政府保护并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上升势头，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生活方式。

就这一点而言，内战的结果正如林肯期望的那样，是对美国试验的肯定。除了一件事，就是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不应当用相互杀伐来解决分歧。对于亲历内战的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可怕的痛苦的经历，在他们的生命中掏了一个窟窿。对其中一些人而言，战争似乎不只是民主的失败，也是文化的失败、思想的失败。创痛巨深的内战——就像六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于欧洲人，以及一百年后的越南战争之于美国人——使战前的信仰和期望轰然崩塌。这些信仰没能阻止国家走向战争，也没有让这个国家准备好面对战争释放的惊人暴力。在战后的新世界，这些信仰显得极为过时。内战扫除了南方的奴隶制文明，随之也几乎完全扫除了北方的知识分子文化。美国花了几乎半个世纪才发展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文化，找到一整套理念，一种思考方式，来帮助国人应对现代生活的种种情形。这场上下求索就是本书的主题。

回顾这个故事有很多路径。这里我们要走的路，会途经四个人的生活：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们个性鲜明，并不总能彼此认同，但其职业生涯在很多方面相互交织，总的来看，他们在驱动美国思想进入现代世界时，起到的作用比任何别的团体都要大。他们不仅对其他作家和思想家有无与伦比的影响，也极大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改变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让他们继续思考教育、民主、自由、正义和宽容。因此，他们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学习、表达自己的观点、理解自身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待跟自己不同的人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些思想家帮助建设起来的国家当中。

我们说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以及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也是在提出关于知识分子文化本质的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正是他们遗产的一部分。思想和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是美国最早的现代思想家——他们帮助美国人与现代生活境况建立了更好的关系；这种提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就构成了对这些境况的合理解释。并不是。但同样也不能说他们的思想与这些境况根本对立。如果想要了解内战后几十年美国生活的其他愿景，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就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毫无疑问，这跟他们的性格和政治见解有关，但也是他们对于思想的态度所带来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我们去掉他们彼此在个性和哲学见解上的差异，可以说这四位思想家共有的不是一组思想，而是一种思想——关于思想的思想。他们都相信，思想并非“在外面”等着被发现，而是人们设计发明的工具——就像是刀叉、芯片——用来应对他们所处的世界。他们相信思想并非产生于个体，而是产生于由个体组成的群体——思想是社会性的。他们相信思想并非根据其内在的某种逻辑变化发展，而是像细菌一样完全依赖于宿主和环境。他们还相信，由于思想是对特定且不可复制的环境的临时反应，因此思想的存活并不取决于亘古不变，而是有赖于灵活变通。

认为思想永远不应该成为意识形态——后者要么为现状辩解，要么为否认现状而强加一些超验的律令——的信念，就是他们教导的精髓。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解放的态度，这解释了霍姆斯、詹姆斯和杜威（皮尔士是个特例）终其一生享有的盛名，也解释了他们对整整一代法官、教师、新闻记者、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教授乃至诗人的影响。他们教导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帮助人们应付异质的、工业化的、大众市场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习俗和社区的老旧人际关系似乎已经式微，并被冷冰冰的义务和权威的网络所取代。但怀疑态度也是让这样的社会运转起来的一种品质。是怀疑态度让资本主义得以兴盛的持续剧变状态成为可能。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帮助思想摆脱束缚，以免成为教会、国家乃至学术界的官方意识形态。他们也在字里行间含蓄地承认，在提升人类幸福的努力中，思想有其局限。

本书力图将这些思想以本来的精神面貌呈现出来——即试图将思想视为通常浸润在我们发现这些思想的个人状况和社会环境中。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都是哲学家，他们的工作也是抽象思想历史的一部分，其哲学价值在当时就受到质疑，今天仍争讼不断。不过，本书并非是哲学论辩，而是历史阐述，是通过考察美国知识分子设想的变化来描述美国生活的变化。这些设想之所以会变化，是因为这个国家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每一次变化有得就有失，这里也一样。这个故事，如果讲好了，应该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衡量个中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