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 ：世界史、英国史、共运史专业读者；对世界史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战后英语世界广受瞩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史学巨擘，新左派重要奠基人，与霍布斯鲍姆齐名的思想家重构社会与文化的里程碑研究，从《共有的习惯》到共同的意识，孕育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汤普森在我眼里是独特的历史学家，他不仅拥有智慧、才华、学识和写作天赋，还能创造出令人望尘莫及的杰出著作。凡是读过他的人都不会忘记。——E. J. 霍布斯鲍姆
内容简介
粮食骚乱中的民众为何守纪节制，很少趁火打劫？卖妻交易中的女方为何轻松得意，甚至非常开心？喧闹游行中的队列为何只是象征性羞辱，却无实质性伤害？光怪陆离的民众行为到底如何解读？
18世纪的英国，父权衰落，法度废弛，社会急剧转型。失去保护的平民诉诸传统与习惯，捍卫自身权利。他们抵制圈地运动，反对自由市场，逃避资本主义，在与统治者的互惠博弈中，发展出独特的平民文化，成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先声。
《共有的习惯》对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乡规民俗进行了再考察，对于当年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乡间的风俗，如“买卖妻子”“喧闹游行”等作了深入的描绘。作者独特的“道德经济学”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破除理性经济人的迷思，探索人性的多种可能。
作者简介
E.P. 汤普森（E. P. Thompson），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重要代表，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社会批评家、和平活动家，是欧洲反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提出了“道德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等。
译者简介：
沈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史研究会理事，国际代议和议会制度史委员会会员。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欧洲史、资本主义史。著有《英国宪章运动》《英国土地制度史》等多部专著及多部译著。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研究方向着重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西方文化史及现代化理论等方面。著有《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西欧16―17世纪的宗教与政治》等多部专著及多部译著。
精彩书评
《共有的习惯》是这个时代独立而掷地有声的历史写作。汤普森的激情、雄辩和嬉笑怒骂都无出其右。
——基思•托马斯 （《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作者）
汤普森拥有罕见且举足轻重的历史洞察力，他独树一帜，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念。他既因循守旧，又敢于创新；既是历史的记录者，又是我们的灵感源泉。
《共有的习惯》不仅有细致的研究、优雅的论证，还饱含深刻的人文关怀。
——《纽约时报书评》
《共有的习惯》为我们全景呈现了被资本主义破坏的生活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对资本主义的抵制如此持久和顽强。这部期待已久的著作对劳工历史复兴有着重要贡献。
——美国《国家》杂志
目录
代序：E. P. 汤普森（多萝西·汤普森）
前言和致谢
第一章 导论：习惯与文化
第二章 贵族和平民
第三章 习惯、法律和共有的权利
第四章 18 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
第五章 道德经济学的再考察
第六章 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
第七章 买卖妻子
第八章 喧闹游行
索引
精彩书摘
18世纪，习惯是赋予几乎任何请求权、习惯做法和惯例的合法性的修辞。因此，未编成法典的，甚至编成法典的习惯处于不断的变动中。“传统”一词使人联想到的是稳定持久，而与此截然相反，习惯是一个变动的充满争论的领域，对立的利益集团在此提出冲突的要求。这便是为什么一个人必须像对待普遍原理那样也对“民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保持警惕。如果从已经影响了社会历史学家的人类学转向来看，或许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观点是，把这种文化看作“一种共同的意义、态度和价值体系，以及它们被呈现的象征形式（演出、艺术品）”。但是，文化又是包含形形色色信息源的水塘，其中在书面和口头、上层和底层、乡村和都市之间互相往来交流；它是一个冲突因素的竞技场，它要求某种强制性的压力（例如民族主义、流行的宗教正统观念，或是阶级意识）采取“体制性”的形式。并且，实际上，正是“文化”这个词及其对一致同意的乞求，足以分散人们对社会和文化中的矛盾以及整体中的裂痕和对抗的注意力。
在这一点上，对“民众文化”的一般性概括就显得空洞，除非坚定地把它们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披上“习惯”这个华丽辞藻外衣的平民文化（一词），它作为本书的中心论题，无法自我定义或是不受外部影响。面对贵族统治者的约束和控制，它采取了防守姿态。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峙和谈判将在第二章中探讨，随后是习惯心态和富于革新精神的心态（“市场”）之间冲突的案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希望“平民文化”成为一个更为具体的和便于使用的概念，不再处于“意义、态度和价值”的空中楼阁，而是处在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剥削和抵制剥削的工作环境）和权力关系（被家长制和服从的礼仪所隐蔽）的具体均衡中。（我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平民文化”处于它适当的有实际意义的住所中。
让我们扼要地叙述一下18世纪平民文化特征的要点。作为一种演变中的事物，它显示了通常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在乡村社会中，同时也在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和矿区（西英格兰的纺织工业区、康沃尔的锡矿区以及英格兰中部烟雾弥漫的工业区），存在着大量习惯定义和期望的传承。学徒制作为掌握熟练技术的一种传承方式，并不限于它形式上的工业含义。它也是一种代际传递的机制。儿童履行着家务职责，首先是为了她的母亲（或祖母），然后（常常）是作为家内或农场雇工，而去做学徒。而一个从事哺育孩子工作的年轻母亲，她是社区中年长妇女的学徒。在没有正式学徒制的行业中情况也是如此。而伴随这些特别技能入门培训而来的，则是对社会经验或社团共同智慧的学习。尽管社会生活在变化，尽管流动如此频繁，但变革仍然尚未达到可以假定相继的每一代人的视野会发生差异的那种程度；文化促进（和疏远）以及正规教育的发动机还没有达到可以插手干预这种代际传递的程度。
惯例和规范都在缓慢发生变异的习惯环境中代代相传。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口耳相传，以逸事的戏目和故事的样本而永久不灭的；在口述传统为书面文字的发展所补充的地方，流通最广泛的印刷品，诸如廉价文艺小册子、历书、诽谤作品、“临终讲演”和对犯罪逸事的叙述，都倾向屈服于口头文化的期望，而不是作为替代物对它进行挑战。
这种文化，无论是以消遣的形式还是以抗议的形式，都非常活跃地传播了（或许还生成了）仪式化或程式化的行为。甚至可能地理上的流动连同扫盲的发展实际上还扩展了这些形式的范围并使它们分布更广：“限定价格”是粮食骚乱的主要行动，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第四章）；通称为“卖妻”（wife sale）的离婚仪式，其起源地并不明确，但似乎其影响已散布到全国各地（第七章）。喧闹游行的证据表明（第八章），在一些更为传统的社区中—而这些绝不总是乡村社区—十分强大的社会和道德规范的自我激励力量在运转着。这一证据可以表明，越轨行为在某个程度内是可以得到宽容的，超过了那个程度，社区便要试图把它自己继承下来的期望强加于违规者，并试图认可婚姻角色和性行为。无论如何，甚至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保持谨慎：这并不完全是“一种传统文化”。以这种方式被保护的规范，与教会或当局诏示的那些规范并不一样；它们被限定在平民文化自身之内，而用以针对声名狼藉的性罪犯的羞辱仪式，同样可以用来针对工贼，或针对乡绅及其猎场看守人、征税官员和治安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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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代序：E.P.汤普森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发表多部重要的社会史著作的同时，就当代政治、讲演、讨论和论战等一系列广泛的学术和非学术主题都发表了作品。本书收集的主要是限于他作为一个研究18和19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尽管最后摘引的资料既有在他的书斋中收藏的家族文件，也有在英帝国广阔的地域内的资料，而他所论及的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收入本书最后的几乎一个世代以前所写的两篇短论中，他提出了对于他正在论及的传统和他有同感的其他著作的看法。
起初，爱德华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有学者派头或学院派的学者，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历史学家。除了历史著作以外，他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和一系列的诗歌，它们中绝大部分已被收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一卷文集中。他还写了大量关于早期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文章，他最后完成的是对威廉•布莱克的研究著作。
1924年爱德华出生时，他的家庭主要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Edward John Thompson）当时作为卫理公会传教士在印度的事业已接近尾声。他是一个诗人兼学者，战时曾作为随军教士一直在美索不达米亚服务，并因在前线英勇表现被授予军人十字勋章。战争期间当他在巴勒斯坦休假时，遇到了出生于美国传教士家庭在贝鲁特长大的女子西奥多西亚•杰索普，并和她结婚。杰索普后来回到美国去做研究工作并短期在瓦萨学院任教。当他俩回到印度后，约翰•汤普森重新开始了对孟加拉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并同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建立了联系。到小爱德华（即E.P.汤普森）出生时，他们回到英格兰，此时他们的长子威廉•弗兰克已经4岁了，而老爱德华当时受聘于牛津大学教孟加拉语。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间，他保持并发展了自己与印度文化和政治的联系，并成为英国印度独立运动支持者的主要代言人之一。
因此，E. P. 汤普森成长在一种国际主义的氛围之中。孩提时代，他在黎巴嫩和美国生活过，同时在欧洲度过通常的家庭节庆日。17岁时，他应征入伍，并在1942年被派到非洲，并从那里去了意大利。在意大利他参加了卡西诺战役。他的21岁生日是在意大利山腰的值勤中度过的。1945年他回到英国，并在那年的秋季入读剑桥大学圣体学院。
他所受的教育、他战时的经历，或许还有他的气质，使他从心底批判社会现存权力结构及其制度。当时，只需要两年的学术研究就可以获得一个战时学位，于是他选择了攻读战时学士学位，并且凭他一流的成绩取得的奖学金进行了第三年课程的单独研究。他把这一年时间用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并且对许多历史哲学家进行了探索（包括维科和马克思）。尽管获得的是历史学学位，他首要的爱好恐怕还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和戏剧。他在1946到1947年间开始为成人教育班讲授历史课程时，经常谈及文学。他从未把历史看作是文学研究的“背景”，或者简单地把文学看作历史资料的来源。不管怎样，正如研究过去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那样，他确实把内容看作理解艺术作品最根本的东西。
他的第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是1953年出版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它是第一部并且至今仍然是最彻底的一部考察莫里斯的政治学的研究作品。汤普森认为莫里斯的诗歌和设计是和他的政治和哲学观念分不开的。这也开始了他终生的工作，即对英国艺术和政治中的浪漫主义的探究。关于对莫里斯考察的著作，是他第一次转向涉及以某种机械的和目的论的形式来确定历史表象的作品。他发现它们不仅存在于政治和经济史的主流中，而且也存在于他正在写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方面面中。多年以后，他在发表在《激进历史评论》上的采访记中，在回答“为什么一个威廉•莫里斯的传记作者转而在《辉格党和狩猎者》（Whigs and Hunters）中去写温莎森林的生态学”这个问题时，他说：
这产生于贯穿我所有著作的一种成见，甚至在我看出它的……意义之前，根据这种成见，我注意到马克思有一种真正的沉默寡言，它存在于人类学家愿意称之为价值体系的领域中。
如他所认为的那样，问题存在于：
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汇的退化—它的敏感性的枯竭……（如果你喜欢的话）富于想象力和热情的整个领域的挤压，充满在威廉•莫里斯的晚期著作中……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造成的伤害，将限制作为初民经济学的人际关系。马克思……设想了革命的经济人。但是，特别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它也是含蓄的，而这种伤害从根本上限制了作为“经济的”人。
写作《威廉•莫里斯》时，正值爱德华取得他的第一个教职，他担任了利兹大学院外系导师组织者，为期5年。起初，他把这看作是一个短期的工作—他一开始便决定只干5年—以取得一份收入，这时他取得了作为一个自由作家的经验和联系。事实上，他在那里待了17年，在这个时期，汤普森的3个子女都出生了。
在约克郡西雷丁区的成年人教育工作、左翼政治、战时军队中的经历，以及他对于口传和记载下的文化深深的兴趣和关注，在不同层次上于他的第二部著作，即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中得到表现。这仍然是他的一部名著，自出版以来始终没有停止发行。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后，他在新建的沃里克大学取得了一个大学校内职务。他在那里担任了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他在沃里克全心投入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育工作。7年之后，他终于能够重新做一个自由作家。这时他的子女已经长大，而他的妻子可以去做全职工作。总之，因为不再要求他从事教师工作，他卷入了197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欧洲和平运动。随后，他从这个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在最后的5年他进行了一场抢时间的战斗，当时他得出版自认为还没有完成的著作，并且要重新发表那些他希望扩展成为第一流研究著作的文章。
他对于历史编纂学或史学理论写得不多，他宁可让理论从历史和文学著作本身之中脱颖而出。唯一例外的是，他的长篇论著《理论的贫困》（Poverty of Theory）采用了一种特别的系列论题的式样。他感到，这严重地抑制了对主题创造性的探索。他时常表示，他和他从事的历史学总的说来受惠于马克思，但是，对于把自己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越来越踌躇。他喜欢说，他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写作。他总是坚持：对于考察社会结构，阶级是一个有巨大价值的概念和工具。但是，他怀疑把它用于许多封闭的和自我确证的理论体系。有一次他说：“如果经过了数个世纪，我们还一直在谈论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恐怕是令人奇怪的，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无论如何，如同他的著作表明的，他确实发现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冲突的定义在分析历史的许多方面的价值。尽管他习惯于用法西斯主义的例子说明还存在其他的东西，但是他感到那并没有解释的力量。
目前有好几本讨论爱德华•汤普森著作的书籍正在印行，而他的绝大多数重要著作仍然在重印。
多萝西•汤普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