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刘柠
2013年7月30日，日本现代中国学重镇、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Minoru Takeuchi）于京都市内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闻此讣报，笔者当即发了一条微博：日本汉学又少了一座巅峰。即使在英才荟萃的东洋汉学界，竹内教授也是屈指可数的泰斗级大家，其对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开创之功，更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学术视野之广博，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理解之精深，竹内都堪称不世出的俊才。特别是他对当下中国的走向，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出路的思考，不仅远未过时，有些至今仍不失为有效的镇静剂、解毒剂。
中国“乡巴佬”
1923年（大正12年）6月12日，竹内实出生于“外地” ——中国山东省张店（即今淄博市）的一个日侨家庭。父母均出生于爱知县的农家，只受过高小教育，很早便来中国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接管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利权，成为日人移民山东的契机。相比最有人气的港口城市青岛，张店是乡下。但因为地处铁路沿线，附近有煤矿，也成了日本人居留地之一。在竹内出生的镇上，便住着二十来户日本人家，可并不是像大城市那样单独辟出一块日人屯驻地，而是与中国人杂居。
竹内的父亲，早年曾救过一位被土匪绑票的地主的命（土匪虽然厉害，却不大敢惹日本人）。地主出于感恩，贷了一块地给东洋恩人。用这块地，竹内夫妇建了几间屋，经营了一爿和式旅馆。竹内实成年后还依稀记得，旅馆大门是传统和式书院风格，迎面装饰着鲜花。房间是铺着榻榻米的和室，里面有厚实的坐垫、和式沙发、铜制火钵等，整洁舒适。一位中国厨师，会烹制全套的日本料理，生鱼片、烤鱼、烧蛋等，都很地道。“鱼是从青岛用木箱运来的，很新鲜。螃蟹的嘴里总是咕噜咕噜冒着白泡。也有素烧。牛肉是青岛出产的。当时，青岛的牛肉和神户不相上下。肉肠也很好吃……在青岛住有德国人，那里的牛肉和肉肠都很好吃。”青岛太远，在铁路沿线和矿上工作的日本人，若想吃正宗日料的话，只此一家。“他们在旅馆可以住宿，吃饭和洗澡，全都是日本方式，有一种回到‘内地’的感觉。”
竹内实五岁失怙。母亲隐忍而有远见，粗通汉语，对底层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常帮助中国苦力。旅馆的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曾住过土匪头子。竹内后来回忆说：
我刚从小学校回来，母亲告诉我说：“土匪头子住在这儿，看看罢。”我移身向旁边的访客，推开房门进去，望见在榻榻米上，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囫囵躺着，大口吸着烟。以后想来，他是在吸鸦片，点着一盏小油灯。
多年之后，我从母亲那里知道，这个土匪连地主、警察局长都接待，打麻将。在赌麻将时，地主（中国人）得故意输牌，他则接受那作为礼物的赌金。要是不这样做，那土匪就会攻打城镇，抢掠烧杀。
这种童年期的现场体验，对日后成为汉学家的竹内实来说，是一种接合中国民间社会的“地气”。接没接过这种“地气”，结果大不同。一位饱读中华典籍的汉学者，可以满腹经纶，但未必了解研究对象国国民的社会文化心理，其所做的文化社会研究和政策研究，纵使全心投入，结果却未尝不是隔靴搔痒。
竹内回国后，“每当说到自己出生在中国，一般人便会说，难怪你的中国话说得那么好。可在实际上，自己与那些因为生在中国而能说漂亮的中国话的人，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他读的是日本人学校。虽然镇上只有二十来户，满打满算四五十个日本人，但却有一间日本小学校，“从日本来的校长和他的夫人，在一间教室里教着两三个班级的学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教科书也是日本文部省编写的国定教材”。包括漂流海外的适龄学子，“一个都不能少”——日本对基础教育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可竹内的母亲并不满足于此，“母亲的想法是，小时候学一门什么技术，将来总会有些用处”。因此，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跟中国家庭教师修习汉语，力求学地道的中文：“那位教师叫萧国栋，虽然不是北京人，可是用北京话教课。他对我发音上的错误校正得很严格，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让步。”
十一岁时，举家迁至“满洲国”的新京（即今长春），直至在那儿受完初中等教育。竹内少时羸弱多病，小学毕业时，班主任说“这孩子升大学有点勉强，不如进商业学校”。于是，竹内便考入了新京商业学校。入学一年后休学，于1942年（昭和17年）回国后，入东京二松学舍专门学校（今二松学舍大学前身）。虽然在中国出生，且长到十九岁，但碍于家庭背景，竹内实在中国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忆说：“直到战后的1955年，即昭和30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是吃惊。”
祖国的陌生人
竹内实的“幸运”在于，二松学舍时代虽然经历过“学徒出阵”，却因病未上前线。对此，他自己也感到侥幸：
出人意料的是，我竟能从军队里活着回来。而属于同一个分队的军官后备生落选组里的人，差不多都战死了。其中一个同伴的信，还被收进了《战死者的倾述》一书（岩波文库版）。他的名字叫西村健二，是京都大学法学部的学生。昭和十八年（1943）入伍，第二年5月出征到南方，7月，在塞班岛战死，那年他21岁。
战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走上汉学之路，恩师是一代宗师仓石武四郎。竹内一路追随仓石，从京都大学到东京大学，出学部，入大学院，直到毕业后进入中国研究所。
东大时代发生的一件事，给竹内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1946年，中国作家谢冰心随夫君、中国军事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社会学者吴文藻访日。因战时，仓石曾把冰心的一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出版，故带竹内一起去作家夫妇落脚的有栖公园附近的公寓登门拜访，并邀请她来东大讲学。当时，即使是东大汉学系的学生，中文的听说能力也有限。冰心讲课时，便由竹内口译。开讲之前，冰心问了竹内一个什么问题，竹内说自己是边打零工，边读书。冰心一听，皱了皱眉，然后介绍了一位想学日语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多年后，竹内回忆起来仍心怀感激：“那位成员给的讲课费可真不少！我能把大学院坚持读下来是托谢先生的福。”随后，就听说吴文藻先生辞去了代表团的职务，准备回大陆。“当然对我们并没有那样说，而是以得到了美国大学邀请的名目，离日赴港，从香港却不转美国，而是去了北京。据说在中国本土受到热烈欢迎，皆大欢喜。这个行动给我们以很大的影响。”从此，在历史性拐点上，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成了竹内观察、思考中国问题时的一条主线。
1952年，在美国结束对日军事占领三天后的“五?一”劳动节，东京皇居外苑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家走上再军备道路（指组建警察预备队，即陆上自卫队的前身），要求开放皇居前广场为“人民广场”。愤怒的人群冲破二重桥前的警戒线，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造成2人死亡、1500人受伤的惨剧，史称“流血劳动节事件”。竹内实当时也在请愿人群中，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身参与左翼社运。遭射杀而立仆的青年名叫高桥正夫，是东京都政府的小职员，曾参加过竹内担任教师的夜间中文讲习班的授业。事件对竹内内心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他旋即加入日共。日共党员的身份，加上中国问题研究者的职业履历，令他对意识形态前沿的交锋有种“春江水暖鸭先知”式的自觉。
“流血劳动节事件”后不久，1953年夏天，竹内实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彼时，日本民间掀起了一场返还在日死亡的强制华工遗骨的运动。7月2日，载着551名中国战争殉难者遗骨的商船从神户港起航，驶往天津新港，竹内作为随团翻译前往。“在天津去了海员俱乐部，走在街上，感动不已。前来迎接遗骨的廖承志先生发表讲演，我听了，不仅潸然泪下。”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竹内实作为译员和友好人士曾数度访华，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殊荣。客观上，也使他得以窥见中国社会的细部，体会到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偏差，赋予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某种临场感，同时也看到了某些日本左派人士意识形态先行的不靠谱。如1955年10月，竹内随六大都市议员代表团访华，团长是自民党出身的东京都议长北岛义彦。去沈阳的一家工厂参观，厂长介绍厂史时说：“由于机械设备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工厂惨淡经营……”北岛当即正色道：“没有的事，那是被苏联拿走的。”“大跃进”高潮中，以著名左派政治家风见章为团长的日中恢复邦交国民会议代表团访华。在北京会谈后，赴成都、重庆，再从长江三峡顺流而下至武汉，最后经郑州回北京。作为重要的日程安排，参观了被视为“大跃进”运动重要成果的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一行中，有位农学家、东京农工大学教授O先生，参观后，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深耕、密植法。回国后，还在左翼刊物《现代之眼》上撰文《人民公社与日本的农业》，不惜以“专家”立场向日本高调推介新中国的“农业革命”。
1960年6月，竹内实随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团员中还有开高健、大江健三郎等名作家，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彼时，日本国内正值第一次“安保”斗争的节骨眼上，“毛主义”（Maoism）甚嚣尘上，连竹内自己在回忆文字中也难掩对毛泽东的“情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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