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第2辑）

　　金山、南洋与离散中国
许知远、方曌
一
“梁启超来过这里吗？”我问他。
“梁先生是保皇党，是中华总会接待他，孙先生倒是每次都来的。”
他身材不高，健壮有力，光头锃亮，穿一件白衬衫，纽扣松开的胸前，隐隐见到刺青——两条穿过腰间的青龙，那是一位墨西哥人的杰作。五十二岁的周国祥是洪门致公堂的“龙头大哥”。
旧金山的唐人街，仍有某种魔幻色彩。到处是那些僵化的中国符号——金龙、红灯笼、木雕，橱窗里烧腊随处可见，还有数不尽的“堂”与“同乡会”，仿佛一部分旧中国就这样冰封在此。你总看到“天下为公”的匾额，旁边也总有人在散发“法轮功”的传单。在唐人街的边缘更有“城市之光”书店，杰克·凯鲁亚克常在此厮混。这真是奇妙的相遇，“垮掉的一代”那些作家该怎样看待唐人街？
“洪门致公堂”的招牌掩藏在唐人街逼仄的街道中，淹没在各式“堂”与餐馆的招牌中，倘若不是本地朋友带路，定然难觅踪迹。在吕宋街一幢四层小楼上，它的总部设在最高一层，踏上一条狭窄、陡峭的木楼梯，路过麻将馆，就看到了竖排的红底黑字的“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的字样。周国祥就在门口迎接我们。
乍进这总部，仿佛进了一个戏台，你看到五颜六色的旗帜，舞狮子头、八仙椅还有少林五祖的彩色画像，仔细端详墙壁上的题字、照片与画像，则是另一个更激越的世界——你看到“建立民主”的横幅，并列在一起的陈天华、邹容、徐锡麟的画像，还有黄兴、陈炯明、吴佩孚等一系列民国要人的照片，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刊登他在美国海关被扣留的新闻的《旧金山纪事报》、“二次革命”时发来的一封封催款电报，被镶嵌在镜框里，悬挂在墙上。
“没有我们洪门，中国近代史就不完整。”他的普通话讲起来吃力，大致可以听懂，口气既自得又不满，愤愤不平于这辉煌的历史被新时代遗忘。
是啊，在周国祥的叙述里，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六十八位是洪门兄弟，孙中山不仅是中华民国之父，更是洪门中的“红棍”——这个庞大组织中专司武力的头领。
“革命成功前，孙先生来这里，只有我们接待他，别人都把他当成瘟神，要躲开的。”他说。历史突然变得具体起来。我们总觉得出生于广东、在夏威夷长大的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却常忘记，他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流亡者，一个难以理解的异端。相较而言，另一位政治改良者梁启超可能更容易被接受。中国国内的政治争端，也令海外华人社区的立场泾渭分明。
二
没人说得清“洪门”的确切缘起，它又与“三合会”、“天地会”、“青帮”的名称混淆在一起，在模糊的历史记载与绘声绘色的民间传说的相互作用下，它不可考却也更富神秘的吸引力。
它与火烧南少林，也可能与郑成功相关，总之，它是民间为对抗新到来的统治者而建，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散入南方的民间社会，成为传统中国错综复杂的民间组织的一员。它的仪式与组织形态仍有力地保存下来。当周国祥在2006年接掌“五洲洪门致公总堂”时，他要接过龙头棍、信印，上香，拜土地、少林五祖列宗，还有与众人一起高唱：“双手把住一条龙，洪家分明八字通，无论此杖何处用，反清复明第一功。”
“洪门”的起源难考，旧金山的“洪门致公总堂”却清晰地源起于1848年。这一年，正是美国西岸发现金矿的新闻传遍世界之时，它也同样激动着广东福建的沿海居民，一场寻找“金山”的浪潮开始了。
“洪门”就像是烧味饭、舞狮、关帝庙、宗族祠堂，进入了旧金山不断扩张的华人社区。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却正好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秩序崩溃之时，沉寂依旧的“洪门”突然焕发了生机，尤其是在旧金山的这些海外分支。与中国历次的朝代更替不同，现代中国深深受制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新世界，来自外部的思想、力量在中国内部的变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些原本只是做着“金山梦”的普通人，突然被卷入了一场政治化的过程，而这个半互助、半黑社会性质的“洪门”则突然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常年的流亡者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找不到革命基地，却在异乡客中寻觅到热情的支持。这种情绪在中日战争中则继续延续，海外社区一直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
谈到这段历史时，周国祥兴奋难耐，仿佛一种被长期压抑的身份认同得到了舒张，似乎倘若欠缺了“洪门”的视角，中国历史必定难以理解。
不过，他真是一个好的解释者吗？还是他不过是再度印证了“洪门”不可避免的衰落？
三
“我八岁入道，九岁捅人，十二岁嫖妓，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谈起在香港的早年经历，他似乎毫不遮掩，他的绰号“虾仔”不过就是水边底层家庭对孩子的简单期待——不引人瞩目，卑微地活下去。
这样的孩子也容易被黑社会所吸收。他最早加入的帮派14K，也是一位洪门兄弟创办的——戴笠的下属、曾为国民党中将的葛肇煌曾组织“洪门忠义堂”，以为反共储备力量，在政权更替后，他前往香港，也把组织更名为“14K”，并誓言反攻大陆。
这些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很快就衰落了，它不过变成了另一个帮派组织，忙于获得地盘与保护费，用非法生意来维持生存。1977年，十六岁的周国祥被派往旧金山，这也可以看做是香港黑社会全球扩张的一个例证。自从19世纪的“淘金热”以来，香港与旧金山就有着特别联系，它们相互造就。而到了1960年代末，又一次华人移民潮到来，主要来自香港与台湾。这次移民给封闭了多年的唐人街带来了新的人口、活力与资金，也吸引了帮派来分享这新繁荣带来的利润。
年轻的周国祥，很快就成了这股犯罪浪潮中的中坚力量。自1977年从香港来到旧金山以来，他有二十二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几乎唐人街的每条街道上，都有他与人交战的痕迹，最戏剧的一次，他一个人独战二十八位，他“虾仔”的绰号在华人帮派圈中无人不知。
他脚上仍带着跟踪器，他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更不能前往他乡。过去十年里，他也一直试图呈现出一个改过自新的形象，他要用自己的不幸往事，来教育可能卷入犯罪的青少年，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以建立新的社区领导人的形象。但谁也不能肯定，他的那个秘密世界的活动是否仍在继续。
当他被推举为“龙头大哥”时，看起来是个可疑的继任者，这也象征着“洪门”力量是多么衰微，这个影响现代中国的组织，变得几乎无人问津。1949年之后，国共分野、两岸隔离，民族救亡的动力也消失了，洪门的身份被撕扯，也再度变得模糊，这个组织陷入了沉寂与自我封闭，会中的长老希望这位“虾仔”能够重振它。况且，离奇与凶险也从未离开这个组织，2005年，上一位“龙头大哥”被乱枪打死，接棒人也需要足够的胆量（但是，很多人也怀疑，周国祥与此难逃干系）。
四
“我来的时候，总堂欠了银行十多万，我们这个总部里，全是烂木头，我叫了小兄弟给清理的。”我望着四周，它不再像是一个庞大民间组织的总堂，倒更像是一个民间博物馆。这也是这个新“龙头大哥”的期待，它要把洪门的门再度打开，让人们了解这尘封的历史。倘若，它在现实的世界失去了影响力，那么它就要依赖历史记忆来获取认可。
从一个黑道大哥到一个业余历史学家，对他来说，这个转化不是个容易的事，他的讲述常有着明显的错误，不过是同门中人口耳相传的知识。不过，一些细节却时有一种特别动人的效果，他说起翻阅总堂积压的文件时，看到了当年一名女工给同盟会的欠单，她愿意捐5元，但她手上没这么多，先欠着你，以后再还上。
走在今日的旧金山，“龙头大哥”像是来自历史的回声，它与此刻的世界有什么关联吗？唐人街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像是一个维修不善的博物馆，在一些角落里，你仍可以想象孙中山、梁启超到来时的模样。你可以想象，那些留着长辫子、几乎都是男人的社会。他们以苦力、洗衣为业。梁启超说他们“爱乡心甚盛，不肯同化于外人，义侠颇重，冒险耐苦，勤、俭、信”，但也“无政治能力，保守心太重，无高尚之目的”。
新一批中国移民正向这里涌来，这与之前的历次移民截然不同。这一次移民者既不是广东、福建的村民，也不是留学生，而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与新富阶层，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中上产阶级。他们离去的中国不仅不再孱弱、不再深受屈辱，反而处于一个空前富强的时刻，被认定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而他们既是其缔造者，也是受益者。他们的离去，也正表明中国崛起的另一面。在整个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个体仍备感脆弱。它能发射宇宙飞船、创造经济奇迹，但这群成功者却仍然感到某种不安全，他们无能为力去做某种改变，唯一能做的是离开。但这是这个古老国家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步骤吗？离去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思想与动力，当然，它也可能带来了另一种停滞。
“龙头大哥”不准备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表什么看法。他1977年到来时，台北在这里拥有支配性的影响力，每年的“双十节”，到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设计这旗的陆皓东，也是周国祥口中的“陆皓东大哥”。
那时的唐人街也像是美国的法外之地，美国警察对其内部的争夺与暴力不以为意。或许正因此，来自台湾的陈启礼才有可能在此谋杀作家江南。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看起来再符合不过洪门出身的国民党与江湖的紧密联系。不过，也正是这一案件，终结了蒋家王朝。
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北京与台北的力量倾斜是如此显著。在唐人街上，我只看到一面飘扬的青天白日旗，那是在国民党的北美总部。我上到二楼，正遇到一位书记，他勉强邀请我坐下来，很不情愿地闲聊几句，似乎那股党文化仍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他不愿意对一个陌生人讲述任何看法。
周国祥不满意此刻的国民党，他多少觉得，马英九前往旧金山不拜洪门，是对于历史的藐视。至于北京呢，他也多次提及与中国致公党的关联，电视台与博物馆对于洪门的兴趣。“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他说，似乎仍想在两岸都试图采取的统战政策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在告别戏台与革命博物馆结合的“五洲洪门致公党”总部时，我问“龙头大哥”是否这组织依赖于中国内部失序而昌盛，但如今中国再度崛起，它就要不可避免地继续衰落。
“天下不可能永远太平，到时候，洪门一定会再起。”我不知道，这仅是一句玩笑话，还是这个昔日的街头战士，本能地把握住了历史的神秘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