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 著名经济学家阿吉翁，从创新的角度探寻经济发展的动力。 2. 打开企业家精神的“黑匣子”，明辨创新的决定因素。 3. 利用自创的“熊彼特增长”范式，诠释当下重大经济谜题。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创建者之一。他曾获得欧洲经济学会授予45岁以下欧洲优秀经济学家的Yrjo Jahnsson奖。
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高级研究员，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和法兰西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

封面
版权页
“比较译丛”序
中文版序
原版序
第1章 新的范式
第2章 起飞之谜
第3章 我们该惧怕技术革命吗？
第4章 竞争的得失
第5章 创新、不平等与税收
第6章 长期停滞之争
第7章 趋同、分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第8章 能否绕开工业化？
第9章 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增长
第10章 创新的背后
第11章 创造性破坏、健康与幸福
第12章 为创造性破坏融资
第13章 应对全球化
第14章 投资型政府与保障型政府
第15章 创造性破坏与黄金三角
结语 资本主义的未来
致谢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本书邀请读者参与一场旅程：一场穿越经济史的旅行，更确切地说，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探究经济增长之谜的旅程。
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做到：
1. 洞悉与世界经济增长过程有关的某些重大历史谜题，如工业起飞、重大技术浪潮、长期停滞、不平等的演化、各国发展的趋同与分化、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等。
2. 再探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和增长有关的某些伟大争论:对于推动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以及保护环境与缓解不平等，我们能否和谐兼顾？创造性破坏对就业、健康和福利的危害能否避免？对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革命，我们是否不得不感到恐惧？
3. 重新思考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作用:在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从而增进各国的财富方面，它们各自能扮演何种角色？我们如何保护公民与经济免受过度资本主义之害？
约瑟夫·熊彼特虽然热情赞美创造性破坏作为增长驱动力的意义，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尤其是，他预见大型企业集团将排挤中小型企业，不可逆转地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消失，以及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本书的最后章节（第14章和第15章以及结语）将探讨政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并以乐观的论调来结束我们的旅程。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乐观主义，借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