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

　　恩斯特·B的家庭：“我从不告诉她全部真相”

　　恩斯特·B与妻子和年幼孩子的联系对他的奥斯维辛生活至关重要，但这是间接和隔着一段距离的。

　　他对奥斯维辛的最早反应之一就是“我做错事了，尤其是对我妻子而言。”他提到了一件事，自己坚持要参军，而妻子是反对的，而参军把他带到奥斯维辛来了，尽管“我真的没想到会是现在做的这种事情”。当他们两人感觉怪异地来到奥斯维辛后，“半年之后我才再次见［她］”。这是因为值勤的安排，但也可以猜想是因为对于见她有所迟疑。关于奥斯维辛的事情，他对妻子说：“我和这整个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待在卫生研究所里。”事实上，“我从不告诉她全部真相”。随着他较为频繁地去探望妻子——他和韦伯的安排使得他每两三个月就能够回家待一周，他“有了一种好的感觉和一种坏的感觉”。他想看到妻子和孩子（“我回到家里当然非常快乐”），但同时又有一种愧疚感（“我?希望让事情再次好起来”）。他觉得有必要让妻子和奥斯维辛隔开。

　　他谈到自己有极其强烈的“内在抗拒”，不想让妻子到奥斯维辛去看他（“我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他们最开始曾一起在奥斯维辛待过几天，当时妻子询问了关于集中营的一些问题，他给了一些通常的编造理由（在这样大的地方，许多人死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需要有一个焚尸场，焚尸场烟囱那样冒烟，是因为它烧得不好）。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可避免地知晓了大部分真相，但他还是希望能让她有一个“对事情较为闭锁的观察”。每次探亲回来，他还会因奥斯维辛与宁静家庭生活的“鲜明对比”而不安，让他有一种“一个人能够不驻扎在那里面是何等幸运”的强烈感觉。

　　1944年，他们的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因婴儿猝死综合症而夭折。恩斯特·B形容自己妻子对此的反应是“巨大打击”，但他自己的反应没有这样强烈，因为他与这个婴儿接触很少，而“未来看来并不光明??作为一个婴儿死去可能并不那样悲剧。”不过，他补充说，这也可能是一个“将要到来之事的颇有道理的迹象”——可能是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他们的惩罚，这可能是上帝的惩罚，是因为奥斯维辛。

　　恩斯特·B将对自己妻子和孩子的这些想法与自己愿意去帮助囚犯联系起来，不过他更将这种愿意帮助归因于他与自己父母、尤其是父亲的“联结”。他谈到父亲“正直的人生”，“拒绝做任何让步”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然后，他表达了另外一个想法：“如果他们两人［父亲和母亲］发现我以这种方式来做这些犯罪的事情，那么对于他们就几乎是不可承受的。”他是不是真的视自己为进行“犯罪行为”，或者是面对着这些，或者是面对有可能去这些事的可能，对此恩斯特·B没有清晰界说。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他是在与一种父母为中心的良心的联系中，才最为接近地把自己的行为与犯罪连接起来了。

　　序一

　　本书出版的14年后，那些纳粹医生仍然浮现于我脑中。我忘不了他们，忘不了这群普通人在一个大杀戮的世纪所参与的那场最极端的屠杀——最堕落的人类行为。而且，由这些人展示出来的首要的纳粹法则——用屠杀来进行治疗的法则——在近年来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行为中仍然不断重现。

　　人们马上会想到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境内塞族进行的“种族清除”。尽管它的规模要小一些，但那场屠杀与纳粹模式非常相似。在集中营内憔悴等死的人们，各个受害群体中受害者关于屠杀和受辱的大量证言（这里面包括对波斯尼亚女性的有组织强奸，有时还强迫她们的家人在场观看），这种相似性甚至超越了那些画面和叙述。

　　它们有一种深层的相似性：即种族国家主义的神秘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准军事残忍相融合。如同纳粹的意识形态，塞族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个人与集体的复兴，要治愈自己所感觉的历史创伤，这些创伤可以回溯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回溯到14世纪的土耳其征服。这些创伤只能用消灭那些自己认定的目标来治愈。也与纳粹的情况相类似，塞族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的确，代表着一个“大塞尔维亚”种族清除的杀人意识形态，正是出自塞尔维亚科学院中的人。于是，也出现了纳粹式的职业杀人者与杀手中的专业人士的分工。

　　然而，塞族的种族清除在一个重要方面与纳粹模式不同：由于20世纪后半期大众传媒变革，这场种族清除几乎从一开始就被世人广为知晓。任何一个有台电视机的人，每天都可以看到苦难的受害者和劫掠的塞族屠杀者。随后，互联网又进一步把细节传遍了全世界。

　　我本人对这些早期场面的反应与许多其他人一样——一种不安的感觉，混合了恐惧、愤怒和羞愧。不过，对我而言，这些场面又与我在纳粹行为中看到的是如此相似，它们是我所称的“种族灭绝心态”（这是我和埃里克·马库森共同提出的一种说法）的一种鲜明表现。我感觉自己必须公开表明立场，支持制止屠杀的干预。我与人数不多的一群专业人员合作，依据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计划来这样做。我们中的一些人去了华盛顿，向美国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以及美国副总统办公室的人，表达我们的看法。由于美国总统的反对及美国国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和其他类似小组的活动没有成功。看来，种族灭绝的鲜明可见，并不必然导致其终结。无疑，纳粹的大屠杀没有被清晰曝光。它被有意保密，不让外部世界知道。纳粹可以充分控制他们的环境，使得其隐瞒行为，至少是部分奏效。尽管种族灭绝的证据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但还是被有效地模糊化和掩盖，这使得德国人和其他人对此的态度转向否定和麻木。这样说吧，人们对大屠杀是既知晓又“不知晓”。在纳粹自己的圈子里，对于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揭示出来多少，呈现出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不管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纳粹领袖有着什么样的种族灭绝的激情，但在这场运动中，即便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是不少人被认为未对大屠杀做好思想准备。信息上的部分闭锁，使得纳粹医生将奥斯维辛视为“另一个星球”，常规的道德在这里不适用，所以这消除了他们对自己参与屠杀的疑虑。这种遮蔽不管多少有限，对于纳粹屠杀的成功和程度起到了保护作用。有段时间，似乎塞族种族清除的显而易见会导致人们来制止这个过程。这场屠杀很早就被注意到，然而，各国都同意的国际干预方式却被一拖再拖。在干预上的这种迟疑不决——这不仅仅是在前南地区，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卢旺达，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也都是如此——变成了一种持续的羞耻。不过，就塞族问题而言，干预的想法一直被讨论着。这也并不仅仅因为受害者是欧洲人，而且这场屠杀的显而易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成了自发的观看者，所以必须处理它，或者至少是避开它。总之是人们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极大的不舒服。观看者的这种无处不在，最终推动了干预，尽管用来阻止种族灭绝的措施本身还是有问题的。无疑，电视频繁播出恐怖场面也会有反作用，人们会在心理上变得麻木，从而对这些画面无动于衷。不过，这些画面也有助于保持观看者的不舒服，进而推动了干预。

　　所有这些导向了一个更为普遍性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充分考察过这个问题与种族灭绝的联系，也就是，作恶者的掌控，掩盖其已做之事或所做之事。他们宣称其全盘掌控了生与死，又将这种无所不能延伸至对真相?的控制。希特勒有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夸张之问：“今天还有谁谈论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吗？”当然，他是指，他坚信在这类事情上这个世界的记忆是短暂的，不过，他也宣告了对知晓和真相的主宰，以及对这个世界如何回应其大屠杀行为的掌控。塞族作恶者也是这种姿态，他们编造自己的故事，一口否认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如此多的屠杀行径。

　　对种族灭绝的持续否认，就希特勒的大屠杀而言，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那些堕落的“研究机构”，它们提供注解，在几十年后来支持纳粹对真相的掌控。另外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但却更处心积虑的例子，是土耳其政府否认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清洗。它不但使用了庞大的官方机器，而且运用了强大的美国广告业的高超技巧。对历史的这种作伪，必须被视作种族灭绝本身的延续，它会鼓励其他的种族灭绝作恶者（正如希特勒谈论亚美尼亚人时所暗示的那样），使其继续他们的大屠杀，而不担心历史的惩罚。

　　在一个小小的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中，我看到了所有这些种族灭绝倾向的一个缩影。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的5趟地铁列车中施放了致命的沙林毒气。12人被毒死，5000人受伤。这是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暴力活动。然而，这个组织更为宏大的计划，是要在这一年的11月贮存和施放更多的沙林毒气，并打算从俄罗斯买一架直升机来施放。按照这个邪教领袖（guru）近乎精神病的推理，在大规模施放毒气之后，日本、美国和其他大国会相互指责，要求对方为毒气事件负责，结果必然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则会带来其想要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也是《圣经》里提到的决战。奥姆真理教还贮存了生物武器，并在探讨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由于武器小型化的技术一直在发展，现在不仅大国和中型国家，而且一些越来越小的反政府邪教团体，也都有可能去进行“滴入”式的种族灭绝行为了。奥姆真理教也有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作为“杀戮职业人士”。它宣称，要用毁灭世界的方式，将世界从无处不有的污秽中拯救出来，这与纳粹那个以屠杀来进行治疗的版本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