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事实上，在这一概念还没有在中国流行或没有限制住人们的视野时，一些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却颇能看出中国人事行为上的特色。例如冯友兰在《新世训》中对“待人接物”发表了富启发性的观点；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的“伦理本。位”和西方社会的个人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费孝通创立的“差序格局”已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人际关系的基础；而许娘光的“情境中心（或相互依赖说）”更是把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色看成是分析中国人整个生活方式的关键。以上这些研究对于我们寻求本土的概念和理解自己社会的关系特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也是探讨中国人际关系不同于西方人际关系的一个起点。
寻求本土概念的益处在于这些概念的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结晶，而深入研究这些概念，不但可以清楚地认识文化的诸要素及其同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关系，且能够不为西方概念所困扰。但这里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本身就是对人与人关系的阐述。当它们分别在哲学、伦理、民俗、管理、心理、社会或教育等学科中被普遍加以研究时，它们也都面临一些共同的概念，诸如道、仁、义、礼、智、信等等。不仅历代学者在界定这些概念上见仁见智，而且也势必使某一学科的特定研究取向在涉及它们时变得模糊不清，使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可能变成哲学或伦理学的研究。这一点已比较明显地反映在有些海外的题为中国人际关系的书籍中。其实这些书所讨论的问题并非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所用的人际关系含义，它们不是对儒家思想梳理一通，就是拿着很抽象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人，诸如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种种概念。当然，我这里的意思不是要排斥人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或拒不使用这些概念，只是认为囿于这些概念将无助于我们解决其他学科未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根据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我将我要建立的本土概念定位在以下几方面：。在学科上要比中国哲学、伦理学的概念层次低；。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上便于以后进一步的操作；。既能涵盖道德伦理中的抽象概念，又已流传至今，并为大众所运用或理解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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