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陷落

　　★关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经典作品；
★立足于无数亲历者留下的一手记述；
★从普通人的视角看巴黎围城的残酷。

　　阿利斯泰尔•霍恩，英国著名法国史专家，曾获得沃尔夫森历史奖、霍桑顿文学奖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主要著作有《巴黎的七个时代》《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等。
王宸，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任职于博物馆。专业方向为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热爱各种边缘人边缘事的历史。
田方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硕士，现任职于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历史、翻译爱好者。

封面
版权信息
献给
题记
插图1
序
前言
插图2
第一部分 围城
第1章 地球上最大的展览
第2章 衰落中的帝国
第3章 灾难的六周
第4章 巴黎备战
第5章 封锁
第6章 左翼的麻烦
第7章 三重灾难
第8章 凡尔纳的风范
第9章 “计划”
第10章 大出击
第11章 内部的外来者
第12章 饥 饿
第13章 山的另一边
第14章 轰击下的巴黎
第15章 断裂点
第二部分 公社
第16章 不安的间歇
第17章 蒙马特尔的大炮
第18章 公社夺权
第19章 红色幽灵
第20章 梯也尔先生宣战
第21章 再度被围
第22章 雅各宾派的回归
第23章 “共和七十九年花月”
第24章 “五月流血周”（一）
第25章 “五月流血周”（二）
第26章 “让我们不再杀戮”
第27章 余波
出版后记

　　绝对值得一读。——《泰晤士报》 极吸引人的历史作品。——《每日电讯报》 对于任何想要了解这场仍震撼法国灵魂的内战的人来说，此书都是必读的。——《伦敦标准晚报》

　　1940年6月的危机中，由保罗·雷诺（Paul Reynaud）领导的法国政府放弃了巴黎，艰难地向图尔和波尔多转移，给巴黎警察总监罗歇·朗热隆（Roger Langeron）留下了严格的指令：他要带着手下的所有市政警察留在巴黎，以防政府缺席时发生共产党政变。他们要等到德军指挥部到来，确保在克里希（Clichy）、贝尔维尔（Belleville）和东郊、东南郊没有设置任何街垒。当然，毫无政变迹象，那时候的法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完全陷于混乱。德国当局一到来，朗热隆先生就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向他们保证，巴黎的1.5万名警察可以听从调遣。秩序得以维持。
当然，朗热隆先生和他的上级自过去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深知历史的可怕重量，在那种秩序下，在巴黎和法国明显无止境的冲突中，历史记忆和先例异常强烈的拉力。1795年5月，牧月时期的崩溃和军队对圣安托万郊区（Fauborg Saint-Antoine）的占领让巴黎过上了35年之久的太平日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下了纪录，日后将得到证明。由于临时政府的明智决策——坚持让反法同盟军迅速部署到城内，1814年和1815年的权力翻覆并没有引发惨痛后果。巴黎保持了平静。路易十八甚至在一座他哥哥遭到谋杀的城市里建立了宫廷：这一做法体现了他自己的信心，由于大量王家近卫军的存在，此种信心也得以增强；它还是惊人的例证——他无比希望以“协和之王”（le Roi de la Concorde）和“宽恕之王”的形象来统治。就这两个目标而言，他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然而他既老且病，而愚蠢的后继者看上去没有忘记或原谅任何事情。
因此，蒙受祝福的35年间歇期过后，在1830年残忍血腥的“七月事变”中，整个可憎的状况重演了，受害者有数百人，他们的名字后来被刻在七月柱上，以示纪念。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查理十世离开圣克卢宫（Saint-Cloud）前往朗布依埃（Rambouillet），从容不迫地到了海边，乘船前往英格兰。与此同时，愚蠢得不可救药、故作姿态的拉法耶特（Lafayette）再次现身，如同基督复临，来到了旧市政厅的阳台。在那里，他说服了篡位者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披上三色旗，这种伎俩奏效了，至少是在当时。
然而七月王朝据说几乎从一开始就显得缺乏魅力，因此令人厌烦，这是任何现代法国政权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罪行。人们称，法兰西人的国王自己就彻底无趣无聊，他讲话太多（特别是召集消防员时），还带着一把绿伞。他明白事理的首相基佐（Guizot）任职时间也太长了（事实上只有8年），所以也得跟着这位资产阶级的国王一起下台。时人这样评论拉马丁（Lamartine）：“德·拉马丁先生是那种为了消遣而去革命的人。”当时和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事实上，今天也是如此）。这在1848年2月带来了新一轮杀戮。路易－菲利普和他的前任查理十世一样，保留了体面，得以默默离开。他在纽黑文（Newhaven）登陆，首先去了伊斯特本（Eastbourne），然后在萨里（Surrey）安顿下来。
那一年的选举中，外省的温和保王派获得了大多数选票。这些选举也被看作针对巴黎的大规模投票（其本意也是如此）。接下来是“六月起义”，通常的荒唐行径随之出现：进军华沙（的确是非常长的一次进军）和东部主要城区突然涌现的大片街垒。这场战斗一方是暴动者，另一方是自西部城区或外省调来的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其过程相当野蛮，双方都出现了暴行，包括巴黎大主教在内的人质遭到当场处决。随后的镇压相当残忍，许多暴动者被射杀，还有许多被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因此创造出了新一代志在复仇的巴黎人：特别是那些受害者的遗孀或女伴。
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建加重了不同城区之间的阶层差异，从而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创造了工匠聚居区，因此让事态明显恶化了。穆兰山丘（Butte des Moulins）被夷为平地，不守规矩的人群被迫东迁，自那以后，王宫区（Palais-Royal）就翻不起什么风浪了。然而，这种改建也让富裕的西部城区变得更加富裕，成了中产阶级家庭和他们众多用人的专属领地，通过将讷伊（Neuilly）、沙约（Chaillot）、帕西（Passy）和布洛涅（Boulogne）纳入巴黎城范围内，这一区域进一步向西延伸。
所以，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这本非凡著作的首要主题，也是书名《巴黎陷落》富有表现力地阐述的主题，就是对这个地区几近夷为平地的决定性毁灭。因此这可能被看作一个富有希望的主题，尽管是通过异常惨痛的人命代价实现的：受害者比1793年和1794年的恐怖时期要多得多。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最为坚决地打定主意清算这个暴力而危险的城市和它对革命普遍性的尖锐宣称。历史学家笔下对此人多有贬损，至少在帕特里克·伯里（Patrick Bury）和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mbs）最近那本资料翔实的传记对他进行重新评估之前确实如此。从本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突然将政府迁往凡尔赛，并将城市交给迷茫、毫无方向的公社，不仅决策果断，而且根本没有别的行动路线可供选择。他（和手下的部长们）离去了，在不幸的路易十六失败之处获得了成功。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许多顾问建议路易到鲁昂（Rouen）或布尔日（Bourges）去，而这些顾问都没有费心去研究地形或查看地图。梯也尔至少让他那仓促组建的政府和一帮鱼龙混杂的将军去了相对安全的凡尔赛。剩下的事情是令人惊讶的公社领导人完成的，他们在人数依然占优势的状况下并没能再追到那里。因此可以说，考虑到最后发生的事情，这位小个子以规模在19世纪空前绝后、骇人听闻的血洗为代价，将法国从它的首都拯救了出来。为此，他理应获得可观的声望。当然，冲突并非仅仅如此——临时政府在一边；争吵不休的公社领导人在另一边，后者获得了东部和东北部各区居民的支持。还要将普鲁士人考虑进来。作者一直恰如其分地注意到，应该将他们放进这幅图景，贯穿始终。结果，他们的在场一定程度上帮助梯也尔政府完成了任务——封锁了首都北边的大多数出口。
就同任何事件的编年史一样，不管是戏剧性的还是平平无奇的（在这个案例中是前者），通常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恶棍、傻瓜、明智者、受害者和处境凄惨者，还有不受约束的单纯旁观者，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恶棍非常容易辨认：罗什福尔、皮阿、里戈（Rigault）、费雷（Ferré）。傻瓜组成了一整支大军，法国的“民族炮筒”和她的“民族救火队员”维克多·雨果在后面，夸夸其谈，大事鼓吹“光明之城”巴黎的普遍主义。正如霍恩先生的转述，他在这里呼吁法国的和平城市起来，捍卫它们极度（而且理由充分）厌憎的首都。“里昂，”他熟不拘礼地命令道，“拿起你的炮；波尔多，拿起你的枪；鲁昂，拔出你的剑（这是致法国最平静、最谨慎的城市的）；你，马赛，唱起你的歌，变得恐怖起来！”值得欣喜的是，它们都没有对这类慷慨激昂的呼告做出答复。后来出现了更加雨果式的夸大其词。“巴黎，”他宣称，“决心埋葬在自己的废墟之下，而不愿投降。”他收获了废墟。后来这个老傻瓜责备我们英国人在“文明之都”遭到围攻时袖手旁观。所以听到一位英国编年史家将雨果的一场演讲描述为“愚蠢无可比拟”时，我们相当满意。他活过了公社时期，当然踏上了流亡之路，在布鲁塞尔变成了个麻烦人物，因此比利时当局明智地让他搬家，他在卢森堡了却余生。其他傻瓜还有一大堆，尽管都不能和雨果相提并论：包括装腔作势的甘必大、无法容忍的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令人厌烦的叶卡捷琳娜·季米特里耶夫（Elizabeth Dimitrieff）、爱出风头的贝热雷。

　　1867年之前的那个冬季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这种情况在巴黎堪称罕见。春天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雨雪季节的延伸，这种惨淡的氛围加重了沉沉压在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头顶的阴影。悲观主义者和似乎无所不在的当局批评者心急火燎地做出预言，巴黎世界博览会（它被当成点缀着这一政权的灿烂宝石浮雕，可以分散人们心中的不安）将永远不会取得进展。事实上，博览会于4月1日正式开始，而在开幕前仅仅10天，街道上还有着大片淤泥，皇帝因此无法从杜伊勒里宫（Tuileries）乘四轮马车前往战神广场（Champ-de-Mars）视察进展。第二天，500名劳工被指派去清理街道，与此同时，一支规模比前者还要大的临时队伍正在展览会场匆匆进行准备工作。
让大部分巴黎人吃惊的是，那些悲观的预言家这一回失算了。1855年举行的上一届世博会有维多利亚女王出席，开展日期延后了两周，然而展品还没有从包装箱里取出来（这让愤世嫉俗的巴黎人联想到一座剧院，大幕已经拉开，演员们却无影无踪），这次却与之不同，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的时间分毫不差。确实，由于冬季和赶工的迹象还没有被彻底抹去，有些人产生了这样的悲惨预感——就像是参加“一个似乎出生就是为了死掉的孱弱孩子的洗礼”。然后随着4月过去，太阳忽然出来了，立刻将全部阴影一扫而空，就连奥斯曼男爵治下养尊处优、富丽堂皇的巴黎都不得不承认，她已经诞下了新纪元的奇观。
展览的焦点是一座巨大的椭圆形玻璃建筑，和现在埃菲尔铁塔矗立的位置隔着几码。它长482米，有着精巧的钢铁框架，和伦敦自己的水晶宫没多少不同。它的穹顶高耸入云，泰奥菲勒·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对此大为吃惊：“人们要借助机器才能登上去，它屋顶上的红色拱廊刺破蓝天，带来一种古罗马大斗兽场般的壮阔感。”在这座巨大的展览馆内部，这一崭新工业时代的所有主要国家都摆开了描绘人类文明所达到的顶峰的展品。“在这里，艺术和工业挨挨挤挤，”戈蒂埃补充道，“雪白的雕塑立在漆黑的机械旁边，绘画和来自东方的富丽织物并排悬挂。”展览馆被划分成7个区域，每个代表着人类努力的一个领域，世界上的众多国家就在这里展示它们的最新成就。那一年，利斯特（Lister）介绍了灭菌法，诺贝尔（Nobel）发明了黄色炸药；在其他活动领域，俄国兼并了突厥斯坦，美国自俄国手中买下了阿拉斯加。美国刚刚从内战中恢复，它送来的展品中包括一套完整的野战卫生勤务系统——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战时救护所”，这代表着那个时代军事医学的顶峰。然而人群对此并不留心，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一种新奇的美国家具上，它被描述成“摇椅”。英国送来了火车头和让人印象深刻的几样重型机械，还有一大批维多利亚式的东西，它们试图将优雅和舒适结合起来（然而在巴黎看来，取得的成功相当有限）。一种新的极轻“奇迹”金属“铝”也得到了展示，它是如此稀少珍贵，以至于皇帝本人都特意订制了一套铝餐具。展出各种机械的科学区域是这场展览的核心，那里还出现了一些用人称“石油”的物质加工而来的不可思议产品。没有人想到，不出几年这个名字就会在巴黎引起一场特别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