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

　　本书是当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中的经典作品。作者对后现代世界的性别不平等进行了深思，并提出，性别歧视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考察旅游业、食品加工业、海外务工等领域中女性的真实生活，本书展示了不同阶层的女性在维护国家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关联。

　　辛西娅·恩洛：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理论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她最杰出的贡献的是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她专注于研究全球化中工厂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女性被剥削的方式。2015年，《国际女权主义杂志》联合出版商Taylor ＆Francis共同创立了“辛西娅·恩洛奖”，以表彰她在国际政治和政治经济领域女性主义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她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女性主义学术团体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作者简介
本书赞誉
献给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　性别让世界运转：女性何在？
第二章　女性旅客、选美皇后、空中小姐和女服务员　——旅游业中的国际性别政治
第三章　民族主义与男子气概：民族主义的故事还没结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第四章　基地女人
第五章　从事外交工作的妻子与其他妻子
第六章　红火的香蕉贸易！香蕉贸易的国际政治中，女性何在？
第七章　女性劳动绝不廉价：环球蓝色牛仔裤贸易和银行家的性别化分析
第八章　擦洗全世界的浴缸：世界政治中的家庭佣工
第九章　结论：个人的是国际的，国际的也是个人的
“知世”系列

　　如果你认为你了解我们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那么再想想。准备好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你的牛仔裤、你的早餐和你的早报吧。
——索海拉＆阿卜杜拉利（Sohaila Abdulali），《虎年》的作者
《香蕉、沙滩与基地》开辟了新的领域，迫使读者以全新的女性主义视角来审视社交媒体时代“个人的”性别化国际政治。
——卡蒂亚＆塞西莉亚＆康弗蒂尼（Catia Cecilia Confortini），韦尔斯利学院和平与正义研究项目助理教授
我不知道通过辛西娅＆恩洛提供给我们所有人的“性别好奇的女权主义视角”，启发了多少读者，用多少种语言激发了我们重新看待这个世界，并想象着新世界。它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如果我们不考虑性别，就错过了世界——当然也包括国际政治——是如何运转的。
——艾塞斯＆古尔＆阿尔蒂纳（Ayse G＆uuml;l Altinay），萨班奇大学文化人类学家
为了改变世界上的不平等现象，我们需要作品阐明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从而阐明我们个人的权力价值几何。作为一个模范的教学工具，恩洛的作品同时提供了信息、娱乐、不安，甚至启发。
——V.斯派克＆彼得森（V. Spike Peterson），亚利桑那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第二版前言
头顶上有裸露在外的水管，看起来很不牢靠。如果其中任何一处有裂缝，水就会冲走英国妇女政治活动的历史。这里是坐落在伦敦经济学院里的妇女图书馆，而在此之前曾是伦敦的福塞特图书馆（Fawcett Library）。正是这种头悬管道（和人行道）的环境让我感觉自己正处在揭露国际政治某一层面的边缘，以往这一层面游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然而，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是不会忽视它的。他们早已开始自行探索，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玛丽·西科莱（Mary Seacole）和潘克赫斯特一家（the Pankhursts）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引发我们重新思考。
但我是一个愚笨的政治学者。巴特勒的作品储存在水管之下的箱子里，对我而言，拜读她对19世纪军事卖淫的描述很是令人震动。多亏了福塞特图书馆的档案保管员——以及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托马斯·库克旅游图书馆（Thomas Cook travel library）和施莱辛格图书馆（Schlesinger Library）积极的同行对美国妇女历史作出的贡献——使我对国际政治有了不同的看法。
近几十年来，不辞辛劳的研究者、教师和作家——男女都有——揭示了不同女性会对国际政治真实运作产生影响。那些为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缝制衣物的女性、为金吉达香蕉清洗杀虫剂的女性、嫁给美国中情局特工的女性、在军事基地周边的迪斯科舞厅工作的女性、参加世界小姐大赛试镜的女性、在沙特阿拉伯擦洗地板的女性、在联合国的走廊里游说代表的女性——她们在观察、应付、盘算、制定策略，有时她们也会进行组织。以下是我通过认真分析这些女性而学到的东西：如果我们持续关注这些处于边缘的女性，我们会对这个世界更敏锐，比许多主流“专家”都要敏锐。
更敏锐。我想了很多这意味着什么。我不认为这仅仅指变得更聪明、更机敏、更具洞察力，有时还意味着变得更谨慎。这当然也意味着会阐释得更细致入微。但细致入微并不意味着含糊，而是意味着能够清晰地描述发生作用的多重关系及其影响。
因此，要想符合女性主义者对更敏锐的认知要求，就必须从性别的角度不断延展自己的好奇心。寻问“女性何在？”不一定会得到即时或浅薄的回应。事实上，当寻问女人在哪里，她们为什么在那里，谁从她们身上受益，以及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有何感想时，你可能是在拿自己正经人的身份冒险。人们的导师、编辑或老板可能会明确表示，他或她认为花时间探寻这些性别问题纯属浪费时间。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变得更敏锐不会让我们更自在。我们可能会开始怀疑这个世界功能紊乱、不平等、暴行和不公正的现象我们自己是否难辞其咎。因为我们不仅是站在我们所探索事物之上或之外的读者和质疑者，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即使我们不认为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员（如果我们能够读到这一页，说明我们确实是这个世界的厉害人物），我们的观念和行动也为构建这个世界发挥着作用。我们与所有我们试图理解其生活的女性都有各自的关系网。这应该会激起我们对女性主义者的好奇，但也会让我们感到不安。
我发现，在让女性引起人们关注的过程中，人们就会对作为人的男人（men-as-men）了解得更透彻。正是通过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国际政治探查，才给复杂的男性政治带来了最有价值的见解。不仅如此，一个男孩或男人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不同方式所蕴含的意味不仅是多重的，通常也是不平等的，并且经常彼此竞争。在他们的排名和竞争中，贬低某些类型的女性特质是常事。这是任何探索男性化国际政治的人主张应该采取一种明确的女性主义视野的主要动机。
所有想让我们真正更敏锐地了解国际政治的男男女女都认为，“国际”远比主流专家的假设要广泛，而“政治”也远远超出了公共领域。有时接受这两种新的见解让我头晕目眩，但它也激励了我。
重新绘制国际政治的版图使得对这些政治的研究和沟通更生动。对我来说，这是参与这一协作性的跨国女性主义探索之旅的真正乐趣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当然女性更多——正在参与对话。他们将自己的故事、经历、困惑和发现加入到对话中。门窗敞开着。
当然，他们就应该这样。
几十年来，有幸能够追踪女性生活的国际政治，以及关于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观念，增强了我早些时候的一种预感：父权制具有巧妙的适应性。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法语警句“越变化多样，越固守陈规”——演讲者通常缩称为“越变……”，好像富有经验的听众肯定能懂后面的内容。“越变化多样，越固守陈规。”通常它是伴随着一声叹息和一个耸肩（一个法式耸肩，即使说话者不是法国人）。说这句话的人都很年轻，他们深谙世事、无所不知，这使我感到不安。而身边一直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很少对什么事情感到惊讶，他们看起来很敏锐。但是，随着我花更多时间挖掘女性主义者的档案，并与来自土耳其、冰岛、加拿大、韩国、冲绳、挪威、英国和美国的女活动家进行对话，当我再听到这句厌世的警句时，我开始产生怀疑。它开始听起来显得怠惰而不是敏锐。它开始听起来只是一个不去好奇、不去密切关注的借口。
所以，当我说最近的一次研究让我得出一个结论——父权制具有显著的适应性时，我并不是指它还是“老样子”。恰恰相反，我认为，父权制的延续需要那些既得利益者进行大量的思考和调整，让特定形式的男性气概显得“现代”甚至“前沿”，同时让大多数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他们不仅使用恐吓和直接胁迫（的手段）——当然，一些感到受父权制挑战威胁的人也使用了这两种手段，他们还使用了更现代的表达（“我们穿制服的儿女”）、象征艺术（二十名内阁中有两名女性）和选举技巧（给消费者提供低廉的服装，这样他们对孟加拉国工厂女工的工作条件就会漠不关心）等方式。研究任何父权制的受益者如何维持这种性别化的意义和做法，不需要自以为是的厌世，而是需要重新增加动力、加强合作，还有准备好大吃一惊。
我希望读者将书签放在这本书每章注释开始的地方，并经常翻看一下。对于心烦意乱、注意力不集中的读者来说，很容易认为注释只是一本学术书籍的技术点缀。但它们不止如此。写书的人在注释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学者。他们希望读者——你——会跟进他们注释的线索。我把注释看作面包屑，用来帮助有好奇心的读者自己探索。从这些注释的资料来源开始，读者可以对美国士兵在入侵法国后使用妓院的情况展开自己的调查，对移民家庭佣工的艰难选择进行调查，对妇女在当今全球水果贸易中所处的地位进行调查。
在注释中我还要继续感谢。我要感谢每一位研究人员和作家，我在书中引用过他们的真知灼见。
这本书始于女性主义的出版和图书销售都很兴盛的时刻。当我在写第一版的时候，我在书店的女性主义观点书架上浏览和购买书籍和期刊——它们揭示了女性的思想和经历。事实上，今天如此多的大型出版社和书商出版并提供女性主义的书籍和杂志，这得益于出版商和书商对女性主义作出的开拓性工作，他们在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里开辟了新天地。今天，我仍然是当地独立书店波特广场书店（Porter Square Books）的粉丝和常客。热爱书籍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这些年来一个持久的遗产是，在国际研究协会影响深远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部门，女性主义思想家、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圈子越来越大。当我们见面时，我们交流感想和发现；鼓励彼此继续研究各种包装之下的父权制形式。我们笑着，任何认为“女性主义者没有幽默感”的人显然从来没和女性主义研究者交往过。
最近几个月，我从下面这些人那里获得了新的认识。他们是西门娜·邦斯特（Ximena Bunster）、苏海拉·阿卜杜拉利（Sohaila Abdulali）、马德琳·里斯（Madeleine Rees）、娜丁·佩奇吉巴尔（Nadine Peuchguirbal）、雷·阿奇森（Ray Achison）、萨拉·泰勒（Sarah Taylor）、玛丽·巴特勒（Marie Butler）、阿比盖尔·鲁安（Abigail Ruane）、安·蒂克纳（Ann Tickner）、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艾瑟·古尔·阿尔蒂奈（Ayse Gul Altinay）、辛西娅·考克伯恩（Cynthia Cockburn）、卡罗尔·科恩（Carol Cohn）、杰夫·巴林杰（Jeff Ballinger）、埃罗拉·乔杜里（Elora Chowdhury）、盖·列克托（Gai Liewkeat）、韦诺纳·贾尔斯（Wenona Giles）、埃塞尔·布鲁克斯（Ethel Brooks）、葛温·柯克（Gwyn Kirk）、苔丝·尤因（Tess Ewing）、戴维·瓦因（David Vine）、林内索·克昆（Insook Kwon）、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金荪江（Gyoung Sun Jang）、桑德拉·麦克沃（Sandra McEvoy）、凯瑟琳·穆恩（Katherine Moon）、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露易丝·沃瑟斯普林（Lois Wasserspring）、莱帕·姆拉杰诺维奇（Lepa Mladjenovic）、阿伦·贝尔金（Aaron Belkin）、伊藤·琉璃（Ruri Ito）、艾尔比·史密斯（Ailbhe Smyth）、罗拉·玛兹（Rela Mazali）、桑德拉·怀特沃思（Sandra Whitworth）、维多利亚·巴沙姆（Victoria Basham）、帕特·乌尔德（Pat Ould）、瓦内萨·鲁杰特（Vanessa Ruget）、安娜迪斯·鲁道夫多蒂尔（Annadis Rudolfsdottir）、弗伦·韦尔（Vron Ware）、恩洪·丁（Nhung Dinh）、蜜琪拉·鲁特瑞尔-罗兰（Mikaela Luttrell-Rowland）、特雷西亚·提瓦（Teresia Teaiwa）、佐藤文香（Fumika Sato）、金伯利·坎豪斯（Kimberly Khanhauser）和阿莱恩·格拉博（Aleen Grabow）。 我的英国朋友黛比·里克里斯（Debbie Licorish）和鲍勃·本尼威克（Bob Benewick）源源不断地寄来有趣的剪报。在克拉克大学，我的好同事瓦莱丽·斯珀林（Valerie Sperling）、克里斯汀·威廉姆斯（Kristen Williams）、安妮塔·法博斯（Anita Fabos）和丹尼斯·贝宾顿（Denise Bebbington）——他们都是敬业的老师——慷慨地鼓励我继续与学生一起探索当代国际事务中的性别政治。
朱莉·克莱顿（Julie Clayton）一如既往地创造奇迹，追踪难以找到的照片，并在格式化整个手稿方面做得如此娴熟。
这本书的第一个出版公司是潘多拉出版社（Pandora Press），它是一个小型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女性主义英国出版商。我承认，当我得知最有兴趣合作的美国出版商是一家重要的大学出版社时，我很紧张。我对自己说：哦，可能积极的女性和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永远不会看到这本书了。我错了。我忽视了一个关键的发展：女性主义者正在许多大学出版社中成为有影响力的编辑。娜奥米·施奈德（Naomi Schneider）现在是加州大学出版社的执行编辑，她一直是这本书的信仰者，确保了这本书能被各种各样感兴趣的读者获得。正是娜奥米说服我重新审视这里的所有话题和问题，我进行了彻底的更新和修改。只有娜奥米能说服我。凯特·沃恩（Kate Warne）、克劳迪娅·斯梅尔塞（Claudia Smelser）、克里斯多佛·鲁拉（Christopher Lura）、埃琳娜·麦卡内斯皮（Elena McAnespie）和博尼塔·赫德（Bonita Hurd）也在团队中展现了熟练的技能，他们已经把这份新的手稿变成了你手中这本漂亮的书。我感激他们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人在真空中研究和写书。我不是一个探寻神秘森林小屋的作家。在探索和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和朋友们见面，分享我的迷惑，听取他们的想法。你知道就是你。你是最棒的。谢谢。
乔尼·西格（Joni Seager）一直在我们剑桥公寓的大厅对面写雷切尔·卡森经典的、仍然引人注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同时我也在写今天的活动家、世界旅游游客和家政工人。我们每天都互相喊话：“你不会相信的！”当我第一次开始思考如果我开始除去香蕉贸易中的性别化国际政治因素，我会发现什么的时候，乔尼就在这里。我们还在一起，还在探索，还在感叹，还在笑。

　　第一章　性别让世界运转：女性何在？
也许你从未想象过这样一种场景：你是一个女人，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开家，躲避政府军和叛军之间的暴力冲突，跨越国境，在道路泥泞的难民营中搭建帐篷藏身，救援人员毫无差别地对待你和你的孩子，好像你们只是“妇幼”，你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也许你的姑妈或者祖母曾给你讲过家仆的故事。当你离开祖国到雇主家居住，以便照看别人年幼的孩子或年迈的父母，你就会更容易想象出你的日常生活将是什么样的了。如果你每个星期都和你自己的孩子跨时区打视频电话（Skype），你几乎可以想象出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不能确定的是，当你的雇主坚持要拿走你的护照时，你会有什么反应。
进一步说，当你在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的迪斯科舞厅工作时，情况可能也是类似的。当外国男性士兵顾客对你的身体有所期待，或者迪斯科舞厅老板要拿走你的大部分收入时，很难想象你要怎样为自己保留一丝尊严。
虽然你可能梦想成为本国外交使节团中的一名资深外交政策专家，但是当你真正追求这个目标时，你可能会故意不去想能否和配偶维持好关系。你的配偶是否会愿意满足你外交时所需的社会要求。众所周知，生活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他是否愿意和你一起承受，这些你都试着不去想。
如果你随时关注世界新闻，你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开罗的一名激进女性主义分子，但是当真的遇到这些问题时你将怎样抉择？仅仅用阿拉伯语标示抗议口号呢，还是将你的政治理念翻译成英文，从而让全世界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路透社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革命宣言中不仅包含推翻执政者的残暴政权，而且包括追求特定的女性主义目标。
跟这些问题一样难以令人抉择的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对国际政治的可靠认识，那么发挥这些想象——甚至进行更多的联想都是必要的。然而，仅仅靠想象还不够。想要理解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需要你对所有这些女性的生活——以及那些你还没想到的女性的生活，抱有真正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会刺激你进行精力充沛的探索工作、细心挖掘不同女性角色背后的复杂经历和想法，这些人包括家政工人、酒店服务员、激进女性主义分子、女性外交官、嫁给外交官的女性、男性精英的情妇、女性缝纫工、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以及那些被迫成为难民和在大型种植园劳作的女性。
这就是说，要想对国际政治作出有意义的解释——女性主义的解释——需要我们追踪不同领域的女性。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专家通常会忽视这些领域，他们认为这些领域仅仅是“私人的”“家庭内部的”“区域的”，或者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即便是迪斯科舞厅，也可以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舞台。别人的厨房和你自己的衣柜也同样如此。
一个秘书的办公桌也同样是国际政治的舞台。例如，考虑一下那些在外交部门担任秘书的女性的情况。大部分政治评论员会认为这些女性和标配家具一样无趣。但在国际事务中，那些担任秘书的女性产生的影响和充满争议的伊朗门事件一样重要。后者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秘密将武器出售给尼加拉瓜，以及20世纪90年代在奥斯陆秘密达成的巴以和平协议。假如是那些精英女性（或者少数精英女性）决定着国家的命运，那么谁会关注担任办事员的女性呢？女性主义研究者会关注。传统观念认为，关注那些担任秘书的女性对于研究高级政治局势毫无意义，而女性主义研究者正是要挑战这种传统观念。致力于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之所以关注地位低下的女性秘书，是因为他们发现通过关注（倾听，认真观察）这些女性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过的工作，能够揭开高级国家事务中政治运作方式的面纱。例如，通过研究那些担任政府秘书的女性，能够揭露女性特有的忠诚、保密性、细致的记录保存、日常惯例和男性在其中的地位和掌控优势所产生的深远的政治影响。1
多亏了女性主义学者所做的这些创新性研究，我们才知道应该探寻国际政治中的女秘书。例如，最近我们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女性——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试图在新创立的国际联盟中谋求职位。国际联盟是创立于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组织，它的作用就是重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女性通过成为第一批国际公仆和作为女性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追求事业这两方面实现了新突破。这些女性既承担秘书的职责，也承担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她们确保了国际联盟中相关文件创制和归档的专业化。凭借这些职业女性的努力，我们才刷新了对国际联盟作用的认识，它不仅有利于阻止战争，而且还促进了国际社会的正义。这些女性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摆设。2
当然，有些女性并没有被当作摆设。最近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女性有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玛丽·鲁滨逊（Mary Robinson）、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米歇尔·巴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和希林·艾巴迪（Shirin Ebadi）。3这些杰出的女性中的每一位都有她自己关于性别的故事可以讲述（或者，故意不愿讲）。但是一项详细调查女性主义的报告显示，从事国际政治事务的女性人数远多于通常所宣扬的那些杰出的女性人数。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数百万女性，大部分并不是在扮演希林·艾巴迪或者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