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城

　　●真实呈现城市治理前沿成果和现代化演进路径
●探索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想象力与创新活力

　　秦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朋友圈（chin@moments）新媒体平台创始人，曾任《南风窗》总编辑、《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第一财经总经理。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
曾被《中国青年》杂志评为“可能影响21世纪的100位中国青年”。著有《文明寻思录（第一辑）》《文明寻思录（第二辑）》《文明寻思录（第三辑）》《时刻：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韧性与创新》《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新工业时代：中国工业精神的奋斗启示录》《会见基金领袖》《大变局——中国民间企业的崛起与变革》《大脑风暴——文化工业探寻》《感动中国》《美国秀》《告别GDP崇拜》等作品。

自序 大地，永恒的创造之母
第一章 中国城市，谁执牛耳？
400年来谁著史，上海能否登上金融之巅？
致上海——你将沦为环杭州城市，还是勇当众城之神？
再致上海——一座城市的全球领导力猜想
致深圳——回望40年最想说一句：“愿你继续创业创新100年！”
第二章 领跑者们的姿态
中国第一“园”是怎样造就的？
在宁波感受制造之魂，单项冠军是怎样炼成的？
在湖州体会中国治理：天下如你，百姓无忧
30年，这张王牌从来没有让中国失望
第三章 绿水青山间的中国奇迹
中国贵州丹寨，一个“轮值镇长”的乡村笔记
那土那田那人
神奇的南海人，能否从“市场英雄”到“城乡标兵”？
第四章 一人，一企，一城，一文明
中国有过一个商人，他留下的财产让无数富豪羞愧
存量质变：从青啤的变化看中国经济的新空间
历史的风口与无法打捞的“文明”——来自开封的启示
只有河南最中国
秦朔的爱——爱广东、爱上海、爱文明、爱正道
注释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是我最近一两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对中国一些区域调研、观察与思考的结果。特别感谢支持我调研的各个城市，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不会产生。
通过实地采访，我收获了三重教育。
一
首先是对经典性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更透彻的认识。
政府和市场、企业、社会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不能互相代替，而应有“一臂之距”（one-arm length），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们始终要警惕政府不按经济规律，热衷参与到本应由市场主体决定的竞争性行为中。但政府参与是不是“越少越好”（the less, the better）？恐怕也不尽然。
大量采访启示我，政府和市场、企业、社会之间可以互相促进、融合、共济，可以发生一种“嵌入”（in）的关系，而不是“对抗”（versus）的关系。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互相制约和博弈的关系。
我还意识到，政府和市场、企业、社会的关系，是动态演进的。在政府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性配置资源非常僵化的时代，就需要“放”，放权，放活，放开，“无为而治”，无事不扰。而逢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增加“有为而治”的成分，就是势所必然。有为而治，不是“收”，不等于管制回归，而是通过响应式服务，加上战略性牵引，引导资源更高效地配置，以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产业在变，技术在变，商业模式在变，消费者在变，国际环境在变，在变革中，需要服务型政府，也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变革型政府。
在我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也是一种“经济人”。“两个经济人”在中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政府在很多时候同样富有企业家精神。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有可能掌握更充分的信息，从而做出更有利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同时，政府不是只要把市场规则和政策定好就万事大吉了，因为政府也是环境营造的主体，而环境营造是进行时，永无止息。招商引资的项目的服务也是进行时，不断变化，需要不断响应。
在国与国、地方与地方的新时代的竞争中，纯粹靠单个企业的自发创造已经不够，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创造各种配套条件，培育新的产业形态，促进高质量发展。这对政府行为的一致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要诚信践诺，要“一张蓝图绘到底”。
从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观察中可以看到，政府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助推者，也是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探索者，还是发展质量的守护者。政府对企业也不只是激励，同时还有约束。
二
其次是对社会资本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社会资本就是能够产生社会信任的软性资本，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机制更为可信，法人与法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更低，经济社会中的顾客意识、服务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更强。社会资本发达的地方，就有信任效应、信任效益的正循环——机会和人越来越多地汇聚，汇聚产生互动，带来更多机会，机会再凝聚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又带来新的需要和新的机会——于是，在以顾客价值和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良序中，人与人共振，共创，共享。
一个地方的社会资本发育，必然和这里是不是比较早地获得了开放性的经济发展机会有关，但和当地的文化、民风、习俗也有紧密的关联。民风也影响政风，政风又影响政企关系。越是有文化积淀、书香传统，又崇尚知识的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信任就更容易建立。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作为社会资本的文化与信任，不仅不会褪色，反而愈显其价值。充满进取心的市场经济，因为有社会资本的支持和约束，也有可能向着合作、诚信、环境与社会友好的方向演化。
三
最后是对中国发展道路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差不多十年前，我写过《重新想象中国：现代性与主体性的交融》一文，认为对一个民族来说，主体性思维的重要性在于激发自己的思想活力、自由生命力及实践探索能力。那种简单地把某国的今天作为中国的明天的思维，恰恰是主体性思维缺失的表现，它将中国的未来作为别人设定的结果，而看不到属于自己的未来可能。
中国必须走现代化之路，也必须建构和拥有支撑现代化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相对立、相排斥的主体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独尊的传统里去。
同时，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是与世界现代化、现代性演进相联系的过程，也是从自身的精神资源中展开的“内源性生长”和“主体性建构”。不能体现出主体性的现代性，很容易走到鹦鹉学舌、机械照搬的路径上。
而无论现代性还是主体性，都以人的解放、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为依归，都依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勇敢实践来真实地呈现。
上述这些观点是我一直坚持的，而本书中实实在在的案例，让我对中国道路是现代性和主体性的交融的创造之路，有了更深的理解。
今天的全球格局和全球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道路也在为整个世界提供一种借鉴。历史并未终结，而在重新开始。中国力量为这种重新开始注入了活水。长期以来，非西方世界因为种种的不发达和物质精神的双重贫困，被看作“西方奇迹”的对立面而存在，甚至当自己创造出了进步奇迹之后，仍然无法很好地自我理解，更不用说让世界很好地理解自己。
中国道路是进行时，以全面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还有诸多难题待解，但现实变化的每一步都启示我们，在人类迈向现代化、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每一条探索之路都可以成为现代化、现代性的活力之源。中国道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生活之树常青，大地，才是永恒的创造之母。

　　1596年5月10日，一位名叫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的荷兰船长在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资助下，指挥着3艘小船和17名水手开始远航，希望通过北极前往亚洲。这年他46岁，之前的两年曾两次远征北极，都无功而返。
巴伦支船长的第三次探险到达了北纬79°39’的地方，这是人类北进的新纪录。他们继续向东北航行，8月26日陷入浮冰，被迫靠上今属俄罗斯的一个岛屿，在北极圈过冬。他们熬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靠打猎充饥，靠动物的皮毛御寒。8个人病死或冻死。1597年夏天，小船终于从坚冰围困中重回自由水域，但巴伦支船长却在6月20日病死在一块浮冰之上。
身处如此险地和困境，船员们却没有动过阿姆斯特丹商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货物又回到荷兰，还给了委托人。
巴伦支船长航行过的一片海域后来被命名为巴伦支海，他的故事成为一些商学院的领导力案例。而在荷兰人心中，这更是一个对委托人负责的关于信用的案例。
信用，是金融的精髓。
1602年，荷兰14家贸易公司组成“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投资人拿着钱袋到公司，在本子上记下投入额，公司许诺未来按股分红。荷兰政府也是股东之一，并将一些国家的权力注入，如可以与外国签订条约开展贸易，若出现纠纷，甚至可以发动战争。
东印度公司十年后才开始分红，此前股东可以把股票流转，在阿姆斯特丹大桥上自发交易。1609年，阿姆斯特丹诞生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有经纪人，有固定交易席位，是当时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
也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是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币兑换业务而发行纸币的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还办理支付业务，在商户存款限度内以转账形式替他们付款，不另外收费。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市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所以当荷兰和西班牙的海军在海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的白银仍可自由地从银行的金库中进出。有了市政担保，阿姆斯特丹银行很快成为欧洲国际贸易的票据结算中心。
日内瓦大学教授尤瑟夫·凯西斯（Youssef Cassis）在《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1780—2009年）》中说，过去的300年，仅有3个金融中心站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巅：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伦敦及1945年之后的纽约。伦敦和纽约在第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享了世界金融的领导地位。
阿姆斯特丹被作者赋予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它一体两面地奠定了现代金融的基石，一边是契约责任，一边是金融与商业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有限责任公司等。而对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的更大支持，是当时荷兰在贸易、船舶制造与航运、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