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

　　★两届费正清奖得主、经济史大家彭慕兰畅销20年的经典力作——说不尽的“大分流”，享誉世界的全球经济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分流》自出版以来，已成为所有关心欧洲崛起、中国近代历史和经济发展、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者和读者绕不开的经典必读书。彭慕兰的研究开一代风气之先，无论是赞同、修正，还是批评，对它的讨论与研究历20年而未衰，诞生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和论文。把国别史、地区史放到比较史与全球史视野中去理解，去讲述不一样的国家发展故事，仍然是《大分流》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是其典范意义所在，也为今天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扫除关于近代“欧洲崛起”与“亚洲衰落”的错误解释，提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经典命题——为什么工业革命率先在西欧（尤其是英格兰）发生，而一度领先的亚洲经济却与“经济崛起”失之交臂？近代欧洲的经济奇迹是偶然还是必然？大分流之前，欧洲与亚洲的经济体有无本质的不同？西欧有没有内生的发展优势？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中国，何以没能迎来经济转型，走上与近代英国相同的发展道路？是因为制度、文化、科技，还是因为人口、资源、生态或者气候？
★以比较、互动的全球史视角，描绘世界主要地区经济与历史的多中心发展——在我们熟悉的西方崛起（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殖民掠夺-帝国主义）与东方衰落（封建专制-资本主义萌芽-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沦为殖民地）主流叙事之下，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实况到底是什么，人们具体的经济活动是什么样的？它们相同点在何处，不同点又在何处？彭慕兰综合利用各方面史料，以比较视野展现了英格兰（兼及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德国等）、中国的几个经济大区（尤其是江南）、印度和日本以及东南亚等多个地区在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以前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也就把明清中国史放在近代欧洲史、亚洲史的脉络中去重新理解，与英国、印度和日本等地区做了细致比较。
★知名译者倾力奉献中文世界全新译本——译者黄中宪在人文社科翻译领域耕耘多年，译有《维米尔的帽子》《太平天国之秋》《米开朗基罗与教皇的天花板》《项塔兰》《贸易打造的世界》等十数部著作，译笔有口皆碑。
★费正清奖获奖作品、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图书、入选美国图书馆学会杰出图书奖——“彭慕兰的著作是对既有研究的重要补充，挑战了每一种关于欧洲崛起的主要解释”。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6年起），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3—2014年）。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获1994年费正清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获2000年费正清奖）等。

导论 欧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关联与叙事
第一部分 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世界
第一章 欧洲领先亚洲？从人口、资本积累与技术解释欧洲发展
第二章 欧洲与亚洲的市场经济体
第二部分 从新风气到新经济？消费、投资与资本主义
导论
第三章 奢侈性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第四章 看得见的手 欧洲与亚洲境内的商行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
第三部分 超越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 从生态限制到持续性工业成长
第五章 共有的限制 生态不堪负荷的西欧与东亚
第六章 废除来自土地的限制 美洲这个新型边陲地区
附录
附录A 对1800年左右德意志与北印度的人均陆路载运量的估计与比较
附录B 对18世纪晚期用在华北与欧洲农田之粪肥的估计，以及对因此产生之氮流量的比较
附录C 对法国、岭南与华北部分地区之森林覆盖率与燃料供给量的估计（1700—1850）
附录D 对多种进口品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的英国所提供之“幽灵地”面积的估计
附录E 对长江下游地区乡村纺织工人收益能力的估计（1750—1840）
附录F 对1750年及其后长江下游地区和整个中国棉花、丝产量的估计 与联合王国、法国和德意志比较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封底

　　一部发人深省的著作，将一举改变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西方崛起与东方没落的辩论走向。
——杰克·古迪（Jack Goody），《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本书的贡献在于让我们对导致西方与中国出现大分流的原因和机制有了新的认识。……是一次崭新与别具一格的创举。尽管彭慕兰是在对欧洲、中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进行比较，但他还通过大胆且新颖的尝试将这些比较和更多的东西联系起来，足以让几乎所有先前的相关作品都显得过时。
——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 Frank），《亚洲研究期刊》
这本书相当重要，每一位认为解释工业革命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至关重要的人，都必须认真看待。……本书丰富到几乎每一页都有新见解。
——马立博（Robert B. Marks），《美国历史评论》
现代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国与国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一边是西欧与其分支，另一边则是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彭慕兰的著作是对既有研究的重要补充，挑战了每一种关于欧洲崛起的主要解释。
——美国图书馆学会《选择》（Choice）

　　但事实上，只有少许证据显示西欧的资本存量在1800年前曾经享有量的优势，或存在使欧洲在资本积累上大占上风的持久情势（无论是人口或其他）。欧洲人也不大可能比亚洲较发达地区的人更健康（亦即在人力资本上占优势）、更有生产力，或者有在其他方面承继了多年所缓慢积累的优势。
当我们比较体现于资本存量里的技术时就会发现，欧洲的确在工业革命前的两三百年间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享有优势，却也在几个领域中屈居劣势：这些劣势集中在农业、土地管理领域和对某些土地密集型产品（尤其是薪材）的无效率运用上。就结果而言，欧洲占上风的某些领域最终对真正革命性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其他社会拥有较高明技术的那些领域则不然。即使欧洲在几个领域里享有技术优势，若没有使欧洲比其他社会更能不受其土地基础约束的其他改变，欧洲也不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而实现依靠自身力量维持成长。这有一部分是欧洲在原本落后的某些节省土地技术上迎头赶上所致（拜海外帝国所得到的知识加持而顺利许多），一部分要归功于意外的好运，让欧洲人在特别幸运之地找到重要资源（特别是能节省林木消耗的煤），另一部分则要归因于全球形势。而那些全球形势其实也是欧洲人的作为（许多是暴力性作为）、流行病的意外助阵和某些基本上独立发展的情势所共同塑造的（中国经济转向以白银本位便是一例，中国此举有助于在其他产品问世之前那个漫长时期维持新世界的矿场获利不坠，维系住欧洲的殖民地）。
这些全球形势使西欧人有机会取得数量庞大的土地密集型资源。此外，他们能取得这些资源，同时不必使在19世纪人口、人均资源使用均急速成长之前就已陷入困境的欧洲生态更加不堪负荷，且也不必把自己庞大的劳动力移拨给数种劳动力密集型活动，从而使他们保有必要的劳动力来管理土地，以获得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生态永续性。若没有这些“外部”因素，单单欧洲的创新发明对经济与社会的冲击，比起在18世纪的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持续在进行的极小幅的技术改良对它们自身的冲击，可能在程度上大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