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

历史轨迹与“大历史”感

历史，在“空间—时间”的坐标系上画出了一条起伏涨落不定的曲线，每个民族都留下了自己经历过的动态轨迹。没有永久的辉煌，也没有不能挽救的沉沦。“上帝”绝不偏袒任何民族，将盛衰荣辱都交由他们自己去抉择，自己去支配变幻不定的命运。

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的长历史时段里，曾经持久地独领过风骚，极盛辉煌。然而大约到明清鼎革之际（1644 年前后），中华帝国夕阳西垂，康雍乾余晖一抹，迅即黯淡无光。与此相反衬，西方以其“理性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开拓出又一天地，变落后为先进，步入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新时代。自19 世纪末叶起，先进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是，不甘落后，追回失去的荣耀，跟踪历史步伐，再铸辉煌。可是，那时的中国真是多灾多难，国运不济。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前，回眸上一个世纪之交，令人感慨万千：1898 年，旧邦维新的曙光刚刚显露，却瞬间消失（中国近代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试验——戊戌变法仅维持百日，即以六君子流血而宣告流产）。1899 年，激愤的中国农民组成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在大河上下掀天翻地。下一年，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攻占北京，再遭国耻。这已到了19 世纪的最后年关，即1900 年。20 世纪的头一年，1901 年，迎来的却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百年过去，我们这一代人生而有幸亲逢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其变化之快已足够令世界为之震惊。不断开拓未来的人们，实在不应急于向前奋进而忘怀过去。过去了的东西，人们往往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健忘，不珍惜，不复细加深究。我诚挚地建议读者诸君，在忙碌于世务之余，有必要付出一份心思，静心地回眸历史，细细咀嚼和品味过去。任何个人，任何民族，如若遗忘了历史，无异等于再度由零开始，一切从原始状态做起，又怎么能超越现在，走向未来？

与史学的交往屈指数来，已满四十载。我总觉得，中国历史走过的轨迹很像那个由阴阳鱼巧妙组合而成的八卦太极图。这个包藏着一阴一阳、变化无穷的圆，是中国先祖杰出的思维创造物。它所构建的宇宙—世界模式是最完美的——正像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所说的，还有比圆更完美的平面几何图形吗？惟其如此，中国人思维的深处总是在追求完美，企盼理想。或许正是过于理想，当我们面对复杂多变、欲求无厌的现实世俗世界，往往显得手足无措。无论是古代，还是到了近世，每次像是出现了巨变的情景，却转眼发现又回到原先的状态。如果说在古代，我们的社会机制较之世界其他国家并无逊色，轮回尚且情有可原，那么近代的沉沦，我们确实并不甘心。然而无始无终的圆还是萦绕不去，跳不出旧轨：忽而波涛汹涌，忽而峰回路转，热情满怀常常变成沮丧悲叹。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何以如此艰难？何以不能由辉煌径直走向辉煌，却必须经历百年苦难的低谷？

我们时常会感叹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再失去历史机遇。陈旭麓先生有一句名言：“中国不是自己走出中世纪的，是被轰出中世纪的。”但是紧跟着的一句话却不被人注意。先生曾不无感慨地继续说道：“即使轰了，也仍然不太情愿走。”日本明治维新与李鸿章办“洋务”几乎站在同一时间起跑线上——都始于19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日本也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的，可它成功地走出了。中国却步履艰难，一唱而三叹。严复的英国同学伊藤博文成了明治新内阁的首相（正是他最早策划了甲午战争），严复却一直怀才不遇，只能用翻译《天演论》以唤醒沉睡中的国人。历经辛亥失败的低潮后，他忽然省悟：“（中华）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性根与不宜存之性习在，故须受层层洗伐，而后能至。故纯如欲问中国人当受几许磨灭，但问其恶性根与不宜之性习多寡足矣。”将近代化的受挫归之于中国的“国民性”，曾是经历辛亥挫折的一代人的普遍心态，集汇成一种思潮。平心而论，道德、人心固然是深沉而将起久远作用的东西，但是要为现代化扫清道路，律之于已有的现代化模式，概莫能外，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当其冲。现代化艰难的根子只能先从特有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去寻找。严复所谓的“种种恶性根与不宜存之性习”，正确的解释应首先是指社会，结构性的社会顽症痼疾。

从动态变化的世界宏观背景来看，有一现象发人深思。大凡某一社会形态发展得过于充分，过于成熟，新的突破变革就难。世界文明中心地的多次空间转移，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明证。背上历史包袱，妄自尊大，是最常见，然而也是最肤浅的说法。一种较为艰深的解释思路，便是某种历史遗传基因经长期积聚，制度性弊端就越有可能沉淀凝固为“集体无意识”，冥冥之中支配其命运。因此旧制度发展得愈完备，社会机体就愈缺乏新陈代谢的有力机制。相反，它拥有极强的排异功能，足以抵御甚至消融同化任何新的机制。在曲阜，我见过通往孔林沿途一排排老树枯藤，空洞洞的树干上竟然还能生长出些许绿枝，在空中摇曳，不禁使我联想到中国古老的传统社会其生命力真是何等的顽强！

所谓传统社会，按多数认同的说法，发端于由父家长制家庭为耕作单元的集约式农业，一夫一妻的父家长制家庭自然就成了该社会形态的内核细胞。国家，家国，国与家是如此紧密关联，同义强化：由内向外看，它是“家”的圆周逐级放大，类似于“负阴抱阳”的完整单细胞的膨胀扩展；从下往上看，又是层层同质父权叠加筑起的金字塔形的父权社会。天子或者皇帝就是普天之下最大、也是最至高无上的“君父”，君临万众子民。父与子，是所有各类社会关系的原始模板，由它复制出其余名虽异而实相同的人际关系或社会角色：兄弟、夫妇、臣民、君臣，以至同僚、师生、亲朋、乡邻等等也无不染上这种色彩。因为社会整合建筑在最直观、最原始的家庭人伦基础之上，简洁明了，很容易被理解、习得，从孩提时代即接受熏陶。建筑在父家长制基础上的社会，往往盛行父权个人崇拜，也就不难想象。中国人很迷信天才人物，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后来节奏加快，二三百年间必有一雄才大略者出来革故鼎新，汉唐、宋明乃至前清是也。进入近世，大抵是四五十年一轮，“江山代有才人出”。不管怎样，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命运必须也只能系以一天才人物；没有，也应该造一个出来，这也就是历史上常常见到的“造神”闹剧——王莽是，袁世凯何尝不是？！其明显的弱点即是缺乏充分的社会分化，没有足够可靠的制衡机制。现代社会则迥然不同，它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整合，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之为“有机整合”。在有机整合的社会模式中，权威依然必须有，但这种权威又呈现出多元和多样性，各类权威间相互制约，形成动态平衡。因此，它不像中国那样经常会出现所谓“人在政存，人亡政息”，或国策不能连续而必流于衰敝，或航船因失去舵手而颠簸动荡。

《红楼梦》里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女人王熙凤说过：“大有大的难处。”我们通观中国古代历史，最容易感受到的首先是大的好处。它可以也有能力高度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无论何等壮观宏伟的公共工程都能掘地三尺，突兀而起，令全球为之一震，长城、运河、阿房宫、兵马俑……这是欧洲中世纪诸侯王国做梦也不敢想象的。然而，正如老子所说：“飘雨不终朝，骤风不终日”，秦亡于长城，隋促命于运河，古代翻来覆去的灾难至今想来尚令后人为之神伤。秦隋或可说是特例。对大多数统一大王朝来说，社会稳定的最大难题是农民。帝国政府的物质基础，不说唯一，至少也是绝大部分来自农民有限的剩余劳动，积少成多，支撑着社会的运作。庞然大物般的帝国，东西南北中，高度不平衡（东西甚于南北），又加地域管理幅度太大，“天高皇帝远”，对地方控制鞭长莫及，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与离中央的距离成反比；即使中央主政者强调“农为邦本”，也管不住不少地方恣意刻剥小民。一旦王朝由盛转衰，走向末运，吏治败坏，越发不可收拾。一部以数千年计的中国传统社会史，一再显示出严酷的事实：谁争到农民，就如鱼得水；若失去了农民，就得垮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悲剧，那就是“政治精英”们常把农民大众遗忘在村野角落里。平日，他们像是一群最不起眼的芸芸众生，不因被冷落而辍耕，背负青天，面朝黄土，为一家之生计终日牛马般劳作。他们是如此的老实顺从，以至有闲情逸趣的文人常误读了村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殊不知他们是可以欺生却决不畏死。如若把他们置之死地，在生死必择的关头，铤而走险，那破坏性的力量也着实可怕。中国历史上就一再领教过了，从山村里走出

来的暴怒，会让二三百年的物质积累毁于一旦。直至近世，多次现代化的尝试，其失败的原因之一，便是过分冷落了农村。晚清如此，蒋氏民国也是如此。现在有些人以厌恶农民起义为时髦，我不甚欣赏。农民为求生而揭竿，无可指责；要追究的倒是何以会激发农民铤而走险，以至生灵涂炭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传统农业有着与欧洲绝然不同的特性。大约从春秋战国起，我国的农业就走了一条劳动力密集、精耕细作的集约农业的道路，其增产的主要途径不是扩大经营规模，而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亩产）和耕地复种指数来实现。农具和农本投资期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力唯一的也是最活跃的变数即是人口增殖——添进劳动力。我们常常责怪国人“多子多福”的旧观念，岂知彼时实有不得已的经济动因。由唐入宋，往后随着土地所有权的日益分散，耕地的经营更是畸零小块，粮食的需求推动着人口的上升，开始了经济—人口的恶性循环。宋已越过人口1 亿大关，明估计要到2 亿，鸦片战争前即已达到4 亿的高峰点。因此，在我国进入社会结构变革期，与欧洲大不相同，必须承受一个世界罕见的人口负荷过重的包袱，有的学者把它形容为“人口悬剑”。人口负荷过重，无疑会对社会变革带来某种长期而深远的制约。在历史上，欧洲的人口负荷状况一向就比中国好。当进入“过渡时期”，它的人口增长几起几落：1100—1350 年增长，1350—1450 年后退；1450—1650 年呈W 形增长态势，特别是1550 年前后一度因自然灾变（瘟疫）而跌入低谷；1650—1750 年又再次减速后退。西人信奉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因为对此他们有难以抹去的噩梦：欧洲在“过渡期”中多次遭遇到“黑死病”（即鼠疫）猖獗的恐怖灾变，长达几个世纪，不少城市损失惨烈（法国马赛于1720 年人口死亡近半）。据专家估算，这一灾难总体上使整个欧洲人口较起始时期减少了1/5 。人口的骤减直到1750 年方被煞住，由此进入长期缓步上升的态势。真可谓不幸中的侥幸。欧洲此时正值工业革命的关键时刻，人口负荷较轻（当时欧洲人口总量为1.5 亿左右，而与欧洲近乎同面积的中国，同期人口数已突破4 亿大关）显然是一个有利因素。据《欧洲经济史》所披露的史料，工业革命前期，英国除棉纺织行业外，当时多数行业普遍从业人员不足，像后来造成社会动荡的失业危机那时却并不突出。很明显，人口压力比较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对当时以机械化为特征的技术革命的推进，初始阻力要小些。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能力相对脆弱。城市化必不可免地要受到来自乡村流动人口的冲击，而人口负荷过重，无疑为人均经济指数的优化带来不利，更增加了就业、教育、卫生与治安等社会问题的压力。不注意协调，稍一失控，难免会诱发震荡，阻缓经济发展进程。如果注意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就不难看到我国早期现代化遭遇到的这种人口负荷过重窘境，又没有合适的应对，这才是近代社会多次动荡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历史从来只有相似的重复，而没有原模原样的翻版。正像希腊名言：“人不能走进同一条河流”，由传统走向现代也无法照抄别人的旧径。其中除了空间（民族）的差异，也还有时间的变数——捷足先登，领天下风气之先者，“上帝”似乎特别开恩于他们。后起者较之先行者，会在更为严苛的条件下经受考验。后起者的难处很多。略而言之，一是许多便利别人已先占有，活动的地盘相应缩小。早期近代化，无不靠海外扩张、殖民掠夺，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诅咒的“资本原始积累”。近代化刚驱动之时，国内市场发展受到原有经济状况的制约，不可能即刻满足其资本积聚的需求，利润，特别是超额利润，大多取之于掠夺性的海外贸易。西人称为利用先进与落后间的“势能差”。这里暂撇开道德上的不仁不义，后起者能够扩展的海外市场已相当有限，欲效仿也不能。何况近代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还备受殖民者不平等条约巨额赔款的勒索。我的近代史授业老师说过一句妙语：“近代中国，一极积累贫困，一极却没有积累资本”，至今仍觉十分精当。二是任何近代化模式，都有利有弊、有善有恶，进步中包含着某种退化乃至退步，利益也不可能一体均沾。它既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更是要打破原有利益机制，引进竞争与分化，动荡和混乱难以避免。先行者因为是自然演进，真的像摸着石子过河，对后果不可知，少了不少顾虑。后来者则大为不然，面对已成的模样，取舍进退颇费踌躇。近代中国的当权者，如晚清政府，只望学到增强国力的“富强之本”，特别是坚船利炮之类，而对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的改革则讳之甚深。思想文化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对西方近代化的后果有相当理解深度，不忍中国重罹“物质富裕，精神贫困”灾变，面对变态的中国近代化更是痛心疾首，多持严峻的批判立场。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甚至超前地对资本主义理性作了许多深刻有价值的批判，领20 世纪世界“理性批判”风气之先，显示出特有的哲理智慧。这种心态的缺陷，就是不能正视社会变革的过程性和不完美性，否认社会操作有别于道德。现代法理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只能制恶而不可能止恶。后起者在近代化问题上的争论、纠葛不清，往往造成多歧，使各种社会力量消耗于内部磨擦，增加了变革成功的难度，近代化进程必曲曲折折，延以时日，呈现出特有的长期性和反复性。近年有些学者大发感慨，说如果不是这样那样，中国的近代化就不会如此结局。我在这里想不客气地说，他们实在太缺乏历史感——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自然的历史逻辑时常在讥笑那些想用人为的逻辑来设定历史的无知妄论者。

我们不必为百年来的曲曲折折感到沮丧。假如说哲学使人聪明，文学催人产生激情，那么史学则教人冷峻。什么叫“历史感”？历史感就是一种大时间感。胸中有了大时间格局，就能像斯宾诺沙说的：“不笑，不悲，也不怨，只是为了理解。”历史的时间单元不同于生理时间，它往往以百年、千年为一单元。且看世界上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就今天令人羡慕的绩效，至少也花费了四五百年。一百年，只相当于一个百岁老人的生命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算得上一小段。有了这种宏观的大时间观，尽可以坦荡荡地看待过去百年的跌宕起伏，一局大戏才演了一半，好戏正在后头。社会变革是一种不随意认同于主观设计的自然创造物，它有它自己的轨道，重要的是不要中断，更不能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