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家庭

　　王晶，女，l980年2月生，辽宁昌图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7年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13年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赴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从事学术访问工作。目前主要从事农村医疗、老年长期照护等研究，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发展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编委会
总序 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新成长
序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农村老年精神健康问题
一 研究的缘起
二 老年精神健康研究的理论脉络
三 研究框架与核心议题
四 研究的材料
第二章 代际关系变革与现代化的冲突
一 乡村孝道观念的嬗变
二 农民对老年角色的社会认同
三 农民不孝行为的社会制约
四 老年人精神期待与现代社会的断裂
五 小结
第三章 找回家庭：农村代际合作的转型与延续
一 从土地改革到市场化时期家庭的变动
二 市场化的后果：家庭权力关系的翻转
三 找回家庭：对抗市场化的最后壁垒
四 互惠与分工：父系家庭代际合作的价值基础
五 互惠规则之外：女儿介入父系家庭的动力
六 小结
第四章 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精神健康问题
一 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演进
二 社会资本与个体健康的关系耦合
三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
四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老年精神健康问题
第五章 从生命历程理解老年
一 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历史
二 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
三 生命历程理论下的“老年”
四 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研究
第六章 “分而不离”：居住安排对老年精神健康的影响
一 研究数据与变量
二 不同居住安排下老年人的精神健康
三 分而不离：居住安排影响老人精神健康的机制
四 结论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七章 “照顾者”还是“被照顾者”？
一 “角色”的理论基础
二 研究数据及变量
三 回归结果分析
四 农村老年社会角色建构的过程与意义
五 结论与讨论
第八章 从个人成就到子女成就
一 研究数据与变量
二 回归结果分析
三 结论与思考
第九章 儿子还是女儿？
一 社会支持的心理效应
二 研究数据、变量与方法
三 回归结果分析
四 总结与讨论
第十章 转型期代际关系与老年精神需求满足的社会基础
一 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变迁
二 转型社会中老年精神需求满足的社会基础
三 研究缺陷及不足
四 下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十一章 关于家庭、市场和政府责任的反思
一 引言
二 老年照护的社会分工
三 我国照护资源分配的反思
四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调查问卷（部分）
后记

　　2013年博士毕业至今，已经过去了3个年头。3年中，一直希望能对博士论文的核心概念和数据进行修改，但由于这两年承担的项目与博士论文主题相去甚远，论文的修订工作一拖再拖。2015年，在王春光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我重新拾起书稿，在原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了论文的结构，并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对原有内容进行延伸讨论。即将付梓之际，回顾书稿的写作过程，感慨万千。
从经济学背景的学生跨入社会学专业攻读博士，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2010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就一直希望融合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和社会学的理论，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可是事实上，我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走了不少弯路，2011年开题之时，我希望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进入，结合我所熟悉的农村健康研究，探讨农村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但是在开题会上，众多老师提出质疑，“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从国外引进来，虽然在国内学术研究上也炙手可热，但实际上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操作都存在众多的不成熟之处，特别是在定量研究上，如果社会资本本身都是一个左右摇摆的问题，那么再从社会资本出发探讨健康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都会站不住脚。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我重新整理思路，结合一些实践的调查，将研究焦点最终定位在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上，而在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构建因素中，家庭是最核心的要素。由此，确定了后来的研究主题。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主题本身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也得到了众多老师的认可。精神健康本身并非一个一维的概念，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内在期待可能存在很复杂的建构，但由于方法和数据上的局限，只能从可操作性上入手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进行定义和测量，这导致很多线性推断可能还是偏主观化。实际上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内在期待是非常微妙和深邃的，正如文中所述，既有对“尊亲恳亲”“抑己顺亲”“奉养祭念”等传统孝道观念的坚守，也有对平等、互惠现代代际关系的宽容接纳。因此，不同代际的老年人从不同历史起点走来，这两股力量在老年人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在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上，单纯从结果层面进行测量，存在众多不足之处，不可能捕捉到精神世界的万千景象，在后来的修改中，也很难周全，只好留到未来再逐渐深入挖掘了。
书稿写作期间，没有老师和家人的帮助和支持，现在可能还束之高阁。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非常多。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李培林老师，在最紧张的论文写作期间，老师非但没有给我增加工作压力，甚至将我承担的琐碎工作交由其他同事来承担，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在博士论文写作上，老师在细微之处反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老师认真做学问的态度让我受益颇多。在老师的众多学生中，我可能算是最平凡的一个。每次和老师见面，老师从学术聊到生活，谆谆教诲，谨记于心，将至中年，一直没能达到老师要求的标准，甚是汗颜。不过，每年我还会继续做相关的调查，每次都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冲动，心里还是敬畏和喜欢这份职业。老师在序中引用诸葛亮的《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会继续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慢慢摸索。
同时，我也想感谢我的硕士导师魏众老师，魏老师是指引我走上学术道路的第一位老师。我也有幸成为魏老师的第一个学生。入门时老师就讲，“社科院与大学不同，师父带徒弟，你要自己读书，和我们一起做项目，发现问题，寻找自己的研究焦点”。于是，硕士三年，我参与了朱玲、魏众老师主持的卫Ⅷ项目评估，第一次坐飞机和老师去甘肃岷县、康乐县调查，调查中老师一直鼓励我提问题，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再后来，我参与了农民工健康调查，和罗楚亮老师在酷热的夏季到武汉监督问卷调查，因为身体瘦弱不能背负问卷，还被罗老师“鄙视”。课题组一起设计问卷、实地调查、共同讨论的乐趣，现在想来是如此温馨。如今各奔东西，当时的学习经历对我来说是走上学术道路的宝贵财富，对问题的敏感、对主题的专一、对团队的热忱，都是一个研究人员最重要的品质。
到社会学所，进入社会政策研究室，我先后得到杨团、王春光老师的提点。杨团一直对农村社会改革有种使命感，每年辛苦奔波在各地做试点，也曾想把我们带入这个领域，但由于兴趣差异，渐行渐远，但与杨老师一同工作的两年，可以感受到何为一名学者沉重的社会责任。
王春光老师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书稿写作期间，特别感谢王春光老师，王老师从来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帮我解答理论上的和实际研究中的问题。平时与王老师一起下基层调查，王老师也对大家非常宽和照顾；读书会上一起讨论问题，从来都是带着探讨的口气和我们交流，老师虚怀若谷的风格是我们团队能够一起拼搏奋斗多年的动力，工作之后能遇到这样宽容的领导是最大的幸运之处。这次书稿能够付梓，也是得益于王老师长期以来的支持。
我的同事，房丽杰、梁晨、李振刚、张文博，多年的合作，我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战友，在繁重研究任务和行政任务面前，谢谢他们替我分担了很多，有他们相伴，真好！
感谢我的朋友，施云卿、张倩、卜玉梅、陈恩、朱迪、陈满琪、冯希莹、曹飞连、张立龙、王震，他们出色的研究工作，都是我的榜样。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童根兴老师，谢蕊芬、马云馨编辑，感谢他们有求必应，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编辑工作。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母亲崔淑珍女士，婆婆连素贞女士，丈夫杨小科，在我博士论文写作期间，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婆婆，虽然身体一直不好，但自宝宝出生起，一直毫无怨言地帮我带宝宝，在最紧张的书稿修改期间，婆婆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无论何时，有婆婆做后盾，心里都特别踏实。博士论文开题是在2012年，转眼宝宝已经上小学了，还依稀记得当年，我的小宝宝杨宇霏，每次拿着自己的画笔，自豪地说，“你看，我的论文都写完了，你的论文怎么还写不完呢”，这成为我完成书稿写作的最大动力。
这是我的第一部书稿，在概念、方法和理论提炼上都还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希望读者们不吝赐教。
王晶
2016年3月13日

　　过去50年中，家庭可能是所有社会变化中最复杂的主体。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家庭既可以是实现情感和价值追求的归属，也可以是追求经济效率最小单位。在东方社会，家庭还有一层伦理秩序的含义，古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的秩序某种程度上都是由家庭秩序推演开来。在过去50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数次社会运动，从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市场化改革，每次运动过后，家庭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冲击。在理解中国家庭问题时，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代与代之间的关系。费孝通曾经描述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与西方的差异，西方是一种“接力模式”，即父母有抚育子女的责任，而子女却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而我国则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费孝通，1983）。以往许多学者对这种代际的双向模式进行过探讨，其中孔麦龙是较早从西方视角对中国家庭进行研究的学者，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他认为，中国家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组织性要素：家庭财产、家庭经济和家庭群体，这三个方面可以集中到一起，也可以采取分散的形式，不同的组合模式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不同的合作模式（Myron Cohen，1976）。孔麦龙特别指出，中国农民并非上层社会所认为的愚昧形象，农民也很善于经营，从这一点上看，孔麦龙与斯科特对农民的认识不谋而合，“理性的小农”的精明投射到日常生活中，家庭合作也是理性农民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的一个路径。
如果从代际合作的角度理解家庭，绕不开的一位学者就是加里·贝克尔（Becker），他第一次运用经济学的框架解释了家庭合作行为（Beker，1976），后文中我们会详细论述。以往学者将贝克尔的研究应用到中国，认为中国家庭是由同样具有完全理性的成员所组成的经济单位，整个家庭所有的财产都纳入到一个大家庭的支配之下，不能单独支配，而是家庭共有财产。闫云翔曾经指出，中国传统家庭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作为经营单位所具有的能力和弹性，因为家长集权制，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家庭的人力物力资源，充分的利用外部的机会。因此，从经济行为上，中国的家庭合作模式可以用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家庭合作社来解释（阎云翔，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