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辑录了梁漱溟先生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时间跨度从1916年到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历七十余年。涉及人物众多，既有政坛名流，又有布衣白丁，即有饱学鸿儒，又有莘莘学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梁启超、张申府、冯友兰、胡适、熊十力、马一浮、胡兰成……这是迄今至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其中许多书信是初次公开发表。
通过一封封书信，梁先生指证师友得失、点拨奖掖后学、用心子孙教育，读者可从中还原一个血肉丰满、可亲可爱的梁漱溟。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对读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历史实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
编辑推荐
——以一己清朗刚健力，涤世间纷纭万端事。
◇全面收录梁漱溟往来书信：与师友、政界、后学、子孙，七百余封鱼雁音书。
◇首次公开诸多珍贵史料：收录蔡元培、胡适、吴承仕、熊十力、马一浮、胡兰成等人珍贵信件；梁漱溟长子整理、注解。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终其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而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与《东方学术概观》等。
梁培宽（1925—），梁漱溟长子，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编辑部主任，退休后从事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
目录
第一辑 梁漱溟致有关人士（1949年以前）
第二辑 梁漱溟致政界人士及有关机构
第三辑 梁漱溟致有关人士（1950年以后）
第四辑 梁漱溟致师友
第五辑 有关人士致梁漱溟
第六辑 师友致梁漱溟
第七辑 家书
精彩书摘
致胡适/1922年
适之先生：前奉上十册，计
察入。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须谋所以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转移，否则将长此终古矣。星期二日晚七钟后奉约吾
兄到前门内沈宅聚谈（西城根自来水公司隔壁三十八号），并求转约同志数人（如有责任心者最好）同聚是感。
手叩
刻安漱冥顿首
守常（李）、孟和（陶），并乞代邀衡山（钧儒）。
致《东方杂志》/1932年
《东方杂志》于此复信之前原有按语如下：
“新年号”征求梦想，收到答案的踊跃，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因排印时间过促，在十二月五日以后收到的，都不及列入，甚为抱歉。在限期截止以后我们又收到了梁漱溟先生的复信。梁先生的“梦”如下：
漱所作未来中国之梦，乃十分清楚明白之梦，换言之即由脚下向前可以瞻见之目的地，现在正自觉地向前一步一步走。若来函所云“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在我绝无此感。在我胸中只是充满了希望和兴趣。
注：著者于1952 年曾写有《自我检讨提纲（草稿）》一纸（见《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其中有这样的话：“某杂志年终为年初征文，问你今年作个什么梦？我答：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着预期目标而前进。”此处所说答语与以上致《东方杂志》的简短复函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意思，且同样与“年终为年初征文”有关，故似可推断二者为一事。
在此应指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 年6 月创办于山东邹平县，而致《东方杂志》的复信写于1932 年末，即乡建院创办后一年半之时，此时著者正身在农村，信中说“现在正自觉地向前一步一步走”，即指自己在忙于乡村改造的试验工作中。
致冯友兰/1971年
芝生老兄：一九七二年新年漱溟即将晋八十，计算老兄亦近此数。我身体精神极佳，或者兄健康更有胜耶。祝之祝之。回忆五十多年前我们同在北大哲学系，当时熟友有谷锡五（源瑞），黄仲良（文弼）；今锡五故去多年，仲良恐怕亦难健在（大约五六年前看到一面，衰老不堪矣），难得吾二人还同在北京，更难得的是过去好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国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为始料所不及者，却竟在吾人亲历目睹中完成其转变，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岂可不一谈耶。如承同意，乞回一信，约定日期时间地点（颐和园如何）相会。如或一时不得其便，固不妨更俟之他日耳。
手布敬问
台安梁漱溟手上
一九七一年除夕
回信邮寄东郊新中街七号楼一单元一层三户
注：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历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等。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提案，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纽约及其所属机构中所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11月11日我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第26届会议，15日乔冠华团长代表我国作了发言。信中所说“多年令人焦愁闷损之国势，今乃形势大大舒展开朗”，即指此。
致艾恺/1980年
艾恺仁兄先生——
前后来信以及托人带来之件均已收到无误，乞释念。兹就鄙见所及分条陈述如次——
（一）兄为我编订年谱颇费心，我看了未动笔修改。我以为你不必从事于此。此事香港胡时三作过，但他缺乏资料，作不好。有一青年陈维志曾在我指导下撰写出一部分，尚将继续进行之。将来由陈胡二人为之可也。
（二）兄不必专以我为研究对象，而应扩大之，研究中国的文化和学问，研究印度的文化和学问，特别注意佛教。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和思想学问正是追究到我思想言论的根本，可以更好地明白我。
（三）研究中国宜阅读《论语》《孟子》《中庸》《大学》（通称四书）。研究印度可以读我旧著《印度哲学概论》，其中亦介绍了佛家。
（四）我祝愿兄成为通达东方思想学术的专家，我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和《东方学术概观》（此书即将在香港出版）可供参考。
（五）关于邀我赴美讲学一事，我诚愿出游，却又多顾虑。首先要有随身陪伴之人才行，他必须能英语，一时似难得其人。其次，我明年八十九岁，虽体力尚好，究竟老衰，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凝固，恐怕不易适应新环境。万一到达美国，或赴美途中病了，岂不麻烦？
（六）至如讲演题目和内容应事先准备写成英文，不可抵达美国后再作，而此事似又待与兄面商才行，乞考虑后答复我！
总结地说：祝愿吾兄致力东方思想学术的研究，是第一要紧事，至如我游美一事我不积极也。
专此布复。敬问
兄一家均好！梁漱溟手上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九日于北京
……
前言/序言
创造朋友团体 永念师友情谊
为先父梁漱溟辑录整理其书信并出版，前后有四次。
1993 年《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卷八中之“书信”部分，收入信函498 件。这是第一次。
1996 年出版《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收入信函400 件。这是第二次。
2009 年出版《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收有书信268 件。这是第三次。此次为原色扫描印刷，分上下两卷精装，装帧朴素大方，颇具收藏价值。
2017 年，《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由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这是第四次。
此次收入往来书信集共761 件，超过此前的任何一次，收入信件之多为其不同于前三次之一大特点。
“文革”浩劫与书信收存
“文革”抄家浩劫，当时书信于现场遭焚毁的数量虽只三四十件，但保存价值较大。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等先父之前辈来信，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留存于后世，先父曾特意送去加以装裱，却反而引起红卫兵之格外注意，全部作“四旧”，遭焚毁，化为缕缕青烟与堆堆灰烬了。
先父收存之其他书信于1966 年8 月24 日遭抄家时，与日记、文稿和衣被等同时被劫掠运走。待“文革”后半期，抄走之物件发还若干（当时被告知：发还之物必须领走，不得因缺损而拒收；未能发还者，概不得提索还要求），其中书信均已收入本书，至于未发还的有多少，已无从查清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书信罕见
先父收存之书信，有两个时间段的甚为罕见。一是从事乡建运动时期（1930—1937 年），二是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与参与国共和谈时期（1938—1946 年）。
从事乡建工作时，多忙于下乡指导学生，或至各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工作，以及宣讲乡建运动意义与要旨，再加为学生授课，也要占用不少时间，往来书信收存之事难以兼顾。
参与奔走团结抗日、创建民盟前后，如有往来书信，其内容多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先父回忆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一事：
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之简称。——辑录者），并写一长信，……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洽商于会外”之主张，而请求三事：（一）请决定迅速发表（拟在双十节）。（二）请速定《纲领》。（三）请速定《宣言》（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宣言一经内地发来，当即遵照，不再往返。
这里所说的那封长信，如今欲寻得之已绝无可能了。
看重师友书信之收存
从不见先父向名人搜求字画——机会很多，且不难。因此家中从不见有名人字画的存收或悬挂，而先父对师友昔日来信则甚为看重。
如在致陈政信中写道：“顷从旧纸堆中检得吾弟昔年答我一信札。兹寄奉一阅，仍乞寄还为幸。”（1976 年12 月30 日）
又如致叶麟信中写道：“近从故纸堆中忽拣得兄往昔从法国寄我两封长信，特邮奉一阅。回首往事不觉五十余年，曷胜今昔之感。所恨久别远隔，不得与兄为一长谈深谈。彼此俱是八十多的暮年，不知更有此机缘否。”（1976 年8月10 日）
又一件致叶麟函中说：“我又从故纸堆中拣得兄往昔从法国来信，内中述及兄著书计划，寄奉一阅。阅后乞寄回给我，我欲同其他友好信札保存。”（1976 年8 月）
对师友昔日来函之看重，实出于对师友情谊之难忘。
亲师取友
师友昔日来信记录了先父一生生活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取友。
他常向学生指出，为求自己心志清明，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字身体力行，聚合了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个相勉于人生向上的朋友团体，相互策励终生。
先父任教北大头两三年，即先后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不耻下问，主动向先父表示愿纳交之意。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学，谈儒学，谈佛学。儒学与佛学都是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学问，他们正是因关心人生问题而谈学的。这种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交，且成为终生的朋友。当时先父不过二十多岁，而林先生等均长他十岁甚至二十岁，可算是忘年之友，因此先父尝说：“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说是谊兼师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一二年，有北大学生数人与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与先父合影后，先父写下这样几句话：“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的照像，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个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朋友团体形成始于此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末，先父提出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除了几位北大学生，还有北平之外远道而来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维彻，海南岛的云颂天先生等。这些青年人都是“很想求得自己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当时大家同在距北大不远的地安门吉安所（街道名），赁屋多间，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以先父为中心的朋友团体的形成自此开始。这大约是1922—1923 年的事。
这个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数十年间过的是一种团体生活，但并无什么会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联系不断，全赖“志同道合”四个字，即同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正是这一团体建立的根本宗旨。
朋友团体聚合地多有转移
此后，随先父与大家用心及致力之所在不同，朋友团体聚合之地多有转移。
1924 年因先父接办山东省六中高中，朋友团体遂转往菏泽。
1928 年因接办广东省立一中，朋友团体成员多随先父往广东，进行教育改革约三年。
1931 年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邹平县，朋友团体成员随先父至此，成为农村工作的骨干或领导。此时又邀约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从城市至农村参与工作，同时又召集千百农村青年，经培养训练回乡开展地方自治试验，为国家民主政治打基础等工作。
好景不长。1937 年7 月7 日，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烧及山东，乡建院关闭，人员大部分留山东本乡本土投入敌后抗日工作，少部分往四川大后方。
敌后朋友处境艰难
留在敌后的朋友处境艰难险恶。1939 年先父至敌后巡视及返回四川大后方之后，不断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
同年6 月，李星三同学代表所领导游击队往伪军驻地洽商其投入抗日事，而伪军实为诈降，李星三被活埋。
同年7 月初，公竹川同学被杀，弃尸无头。公竹川曾在敌后引导先父及随行人员，从蒙阴境群山间与敌周旋近月，终得冲出重围，分手次日即发生此事。“呜呼痛哉！彼时游击区内党派纷繁，互相猜忌仇怨，盖莫由确知其故云。”（《纪念亡友公竹川》）（1987 年6 月12 日《中共临沂地委组织部文件》：“公竹川同志……‘肃托’时被杀，实属冤案……”）
同年9 月，先父自敌后返回四川大后方，又传来黄孝方、李鼐等同学被害消息。“黄生在抗战后极努力工作，然竟被诬为托匪而杀之！”
北碚终成朋友团体聚合与联络处
1937 年自山东撤往四川的朋友，经过南充璧山一二年的周折，终寻得重庆北碚为落脚点，在此创办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及勉仁书院。从此北碚成为朋友团体的聚合地与联络处。
自有朋友团体之后，先父尝说：“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可是在北碚相聚九年之后，朋友团体分别星散了。
1949 年重庆解放，先父创办之中学、学院、书院均奉命由当地人民政府接管（当时政策是私人不得办学）。先父1950 年初出川去北京，朋友团体随之星散。大家同聚于北碚前后九年，至此成为过去。
昔日友人多因衰病而分手
昔日朋友因步入暮年，又加衰老多病，竟早于先父先后离开人世。
陈亚三先生因肺癌1964 年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九岁。
黄艮庸先生1966 年以“逃亡地主”莫须有罪名，遭红卫兵押回广东老家，途中时遭“不是文斗，直至不能支持”。回到番禺老家劳动改造，捡粪挣工分糊口。1972 年解除劳改回京。1976 年11 月病故。据艮庸先生家人说，先生曾表示愿在京侍奉老师至百年后，然后返回故乡终老，不料竟先于老师而去。先父对此尝说：“艮庸自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致田镐信，1976 年11 月27 日）
云颂天先生于1970 年、1975 年两度长途跋涉，自四川北碚来京看望老师。1983 年中风复发病故于重庆，享年八十二岁。据先生子女说，云先生因中风已举步维艰，仍多次嘱子女为其购车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师。先父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为人。自1924 年远从广东海南岛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
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怀念昔日师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他生活中不可一日无师友，由此可见。
朋友团体之终结
1988 年6 月23 日，先父梁漱溟病逝于北京。此时朋友团体成员多早于先父身故，而如今起着精神领袖的中心又逝去，这一朋友团体走向最后终结。回顾此朋友团体从开始形成，至最后终结（1922—1988 年），历时达六十六年。
现在中国社会与以前老社会不同。由个人相交而成朋友的，这是老的方式，以后朋友的关系要生变化，不单是个人彼此的关系，说朋友就是集团，是很多人在一起；或自己加入集团，或自己创造集团。
这是先父上世纪30 年代初于朝会上向青年学生说的话（见《朝话》一书）。
先父与青年朋友交往中，以思想的引领与精神的感召，使朋友团体逐渐形成，这是一方面；而青年朋友做出回应，这是另一方面。两方面的合力，使团体得以凝聚不散，遂实现了“创造集团”之事。在这创造中，先父的作用较多，自是当然。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朝话·人生的意义》）先父与青年朋友们实践了人生的意义。
关于家书
本书最后一辑为家书之汇编。
说到家书，在写寄我兄弟二人的信中，年代最早的写于1938 年，是先父初访延安后，再至开封做短暂逗留，又到江苏徐州写成并付邮的。此时距著名的台儿庄大会战前约两个月，徐州尚在中国军队守卫之中。此信寄达的目的地为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而这时笔者兄弟二人正随堂姐滞留于此。此时约在1938 年2 月中旬，华北已沦入日军之手；此信当是经过苏北、山东、河北等敌占区，然后才到北平的。想不到这么一封短信，竟有如此曲折的经历，而它被保留下来，至今已达七十九年！
自母亲1935 年病故于山东邹平后，父子三人聚少离多，书信成为父子联系的重要工具，而显得更加可贵了。可惜“文革”中被抄没，后只寻回一部分，损失大部分；有幸劫后余生的部分，就更弥足珍贵了。古人诗句“家书抵万金”，借用于此，也是很合适的。
还要指出，先父写示给我兄弟二人的书信，其珍贵之处何在？那就是他关心和教育儿女的指导思想与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如果读者已为人父母，更请细读这些家书，自然会有许多体会，从而受益。
记得在编成《梁漱溟日记》后，笔者曾在前言中写下这样几句话：“这些日记是他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一个‘窗口’。发挥这种‘窗口’作用，就是将其汇编出版的用意所在。”
以上的几句话用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一书，也是很合适的。
为使读者能够完整领略书信原貌，此书中留存有原件或底稿的部分书信格式复原了其本来的样态，如为表对收信人的尊敬，其称呼前有空格，或另行；为表自谦，写信人自称时字号小于书信正文等。部分信件后的附件为原信所有，此次一并收入。缺字、疑误字以“〔 〕 ”标之，无法辨识者以“□”示之，缺损处以“（ × 缺） ”并楷体说明。部分书信原本没有标点，均由我一一添加补足。
辑录与编成此书信集的过程，得到世纪文景何晓涛等同志全力协助，如果没有他们诸位的辛勤工作，由我一人去完成它，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应当在此表示感谢之意。
至于此书如有不当或差错之处，还望读者指出，以便改正。谢谢！
辑录者梁培宽
于北大承泽园
2016年11月26日 时年九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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