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1971年5月，太阳照耀在老区福尔防卫堤运河——中世纪阿姆斯特丹中心城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油腻的绿色水面上。奇奇?阿姆斯贝格，一位三十二岁、穿着喇叭裤和扎染上衣的荷兰公共广播电台记者，正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沿运河散步。他们在一栋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早期的华美四层砖石建筑前停下脚步。楼上的一间公寓正在招租。

那无疑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表露感情、张扬个性的年代，从政府到个人莫不如此。从许多方面看，那也是一个被争取自由和过度自由的斗争所深深影响着的时代——一个处于1960年代自由运动余波之中的时代。贾妮斯?乔普林和吉米?亨德里克斯不久前双双离世。援引信息自由原则和社会权利法则，要求了解自己政府所作所为的纽约时报，正要刊登记录美军越战隐秘历史的五角大楼文件。美国及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校园里，反战示威游行一浪高过一浪。

1971年的阿姆斯特丹是两座城市。它的骨骼和内脏依旧属于战前时代：一个保守、信教（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属于工人阶级、最好只顾低头闷声过你的日子的地方。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二战时期的原状，古老的运河屋几近废弃、无人居住。但与此同时，阿姆斯特丹受到战后年代自由狂热的独特冲击，奇奇?阿姆斯贝格被迷你裙、和平标志时，该城在和平浪潮中的领军地位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巩固。列侬的“床上和平运动”如此吸引奇奇和她的丈夫，以至他们也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床上和平运动”。意在用非暴力手段挑衅政府的普罗沃(Provo)运动（一如英文单词“provoke”，意为“激怒，挑衅”）是和平浪潮的哲学中心。运动的参与者在其创办的杂志中勾勒的“普罗沃”人群的大致构成，让我们得以一窥活跃于阿姆斯特丹的非主流文化。杂志的创刊号中宣称，它是写给“无政府主义者、普罗沃们、垮掉的一代、广场者(pleiner)、磨剪子的人、惯犯、柱上苦行者西蒙、魔术师、和平主义者、假充内行者、哲学家、病毒携带者、女王的骑兵统帅、即兴表演者、素食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妓女、纵火狂、圣诞老人、幼儿园教师以及秘密警察”的。

搬进公寓后不久，奇奇?阿姆斯贝格和她的戏剧教师丈夫尼克?布林克得知，房子是在待售而非招租。他们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刚刚在公寓的装修上砸进不少钱：安装暖气，仿效廉租房的建筑风格把厕所改建到厨房旁边，还给阁楼添了一扇通风窗。不动产经纪人建议他们买下这个地方，可他们却对此嗤之以鼻。“我们是左派分子”，她说。“我们反对当局和财产所有权。只有“patsers”（这个词没法很好地翻译过来，但可近似理解为“当权的混球们”）才会购买不动产。”

不过，再三考虑之后，他们认定，既然参与接管并重振该城的市中心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那么，和这里扯上一点关系也是合情合理的。况且，那时的不动产相当便宜，甚至仅凭他们微薄的工资，贷到的钱便足以买下较大的联建住宅以及与之相连的住着另一家人的较小的后楼。

奇奇在这栋建筑中度过她的后半生。她的女儿在他们买房一年后出生。她投身反战示威，在政府计划爆破拆除大部分市中心建筑时加入抗议活动的队伍。她为建立城市绿化带而奋斗，并成功争得房前的一个小码头以及码头内沿运河放置的两个公园长椅的所有权。

作为一名记者，她的报道涵盖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演进的全过程。有“白色自行车”试验：在市内添置一批没有任何限制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的公共自行车。还有“西红柿行动”：学生向正在表演戏剧的演员投掷西红柿，以这种方式号召他们编排上演一些与社会问题联系更加紧密的戏剧。奇奇开始采访美国和欧洲的妇女运动领袖（南希?弗雷迪、凯特?米利特、南希?霍多罗夫及其他妇女运动领袖），并于1982年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一经出版便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占据荷兰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的作品——《关于爱与力量的思考》。那时，这本书撼动了（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至今依然撼动着）传统社会对妇女所扮演的角色的普遍观念。但与此同时，奇奇自己对爱与力量的看法，是导致她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

随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滚滚而去，市中心的中产阶级色彩日益浓厚。左派分子的自由主义之火渐渐熄灭，运河上随处可见一艘又一艘的私人游艇，不动产的价格也如火箭般迅速蹿升。奇奇开始出租她房子的一层和二层。

2008年，当我开始为本书的写作进行调查研究时，我成为她的房客之一。当时，我正在处理与妻子的离婚协议，而且，她正打算带我们的两个女儿回到美国。这使我急于寻找一处过渡性住所，一个可以让我暂时容身并静心思考的地方。因此，虽然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奇奇家二楼房间的古老木质地板上踱来踱去，但我更多的是在为自己荒谬绝伦的人生长吁短叹，而不是在思考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不过，奇奇家的房间倒是一个很适合进行上述两项活动的地方。站在房间内，可以俯瞰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在客厅的窗户边随便拍一张照片，就能做成销路不错的明信片。窗外的景象包含构成这座城市独特魅力的多个经典元素：运河中缓缓流淌的河水，系在码头上的小船，对岸一排又一排倾斜的山形屋顶建筑，还有每天都能见到的几十辆锁在拱桥栏杆上的自行车。

一天，当我开始研究一位名叫沃特?雅各布松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院长时发现，他是最早用荷兰语写日记的几个人之一，而且，他在日记中记述了阿姆斯特丹伟大崛起的关键时刻。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雅各布松修士曾居住在圣阿赫尼滕女修道院，而奇奇家的隔壁就是圣阿赫尼滕教堂，也是那片可以追溯到1397年的宗教建筑群的仅存硕果。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仅存的硕果：在其鼎盛时期，这座女修道院几乎占据了如今的整个街区，其中就包括奇奇家所在的这块土地。虽然女修道院在1578年之后被遣散，而奇奇家的房子始建于1620年，但树轮年代学的检测结果表明，她家一部分房梁所用的木材来自砍伐于十六世纪初的树木，因此，它们最有可能是对女修道院建筑木料的回收再利用。 也就是说，我所意识到的是，雅各布松修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就在我家隔壁。他曾经像我一样，从同一方向眺望窗外的同一条运河。奇奇曾在同一位置目睹二十世纪后期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潮（与低谷），而四百年前的雅各布松修士则亲历自由主义的萌芽阶段，亲身感受“自由主义”一词广阔而深远的含义。我租住的这个地方，是阿姆斯特丹——同时也是全世界——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的交汇之处。

这位修士目睹的城市崛起始于一个不详的开端。他见到的恐怖场面，让他以为地狱的深渊马上就要张开巨口吞噬掉整座城市。不断加剧的混乱局面迫使他拿起羽毛笔记录下周遭的一切。他的日记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那个时代极为罕见的个人著作；它让我们得以从当事人的角度体会到，身处两个足以左右历史的构造板块间是怎样一种的体验。

多数情况下，这位修士只能感觉到恐惧。他不是土生土长阿姆斯特丹人——事实上，他一个月之前才来到这里，一路上目睹了无数战争场面。五十岁的他大半生都在斯泰因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里度过，附近是一座以生产奶酪而闻名的小城豪达。二十二年前，他成为该修道院的院长。长年担任院长之职以及他日记的行文风格都表明，他是一个尽职尽责且循规蹈矩的人——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有远见卓识的人，更非一个冒险家，尽管他的确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他的日志看起来好像属于奥古斯丁会修士日常修行的一部分，记录的是他们冥想沉思期间对外界的观察和理解。

战争——针锋相对的教派间的战争——的硝烟一个月前飘到豪达的上空。对天主教修会的成员们来说，这座小城已经不安全了，雅各布松不得不一路披荆斩棘来到阿姆斯特丹。在那儿，他得到女修道院修女们的庇护，并开始充当女修道院院长的助理。

但破坏与骚乱也跟随他来到这座城市。新家之内，躺在房间里的雅各布松修士一连数日彻夜难眠。回响在耳边的不详之音让他心惊胆战，虽然听上去像是远方传来的战鼓声，但那其实是大炮连续射击时发出的声音。透过窗户，他看见地平线上燃烧着的火焰。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不得不开始露宿街头；而随着冬季的一步步降临，他们中不断有人被冻死。一位妇女被人发现冻死在一条水沟里，而她怀里的婴儿仍在吮吸她的乳房。“满耳所闻尽是抢劫、谋杀、纵火与绞刑”，雅各布松修士写道。他相信，最后审判的日子不远了。

恐怖程度一再升级。年轻人整日混迹于各个帮派。人们被刀剑捅穿，被淹死，被砍头。抢劫者尤其喜欢对修士和修女下手：把他们剥光衣服赶到大街上，羞辱他们，折磨他们，杀掉他们。一位牧师的尸体被人发现时，他的生殖器已经被强盗们割掉了。也许是在向他的天主教教友表示同情，抑或是在为他自己的哭号与尖叫辩白，修士写道：“谁又能不沦落到只得尖叫、哭泣与怒号的境地呢？”

如果我们能攀升到一个距离1572年的圣阿赫尼滕女修道院又高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一群又一群蜂拥至雷胡利尔斯大门——女修道院附近的阿姆斯特丹中世纪城门（城门的守备塔存续至今，并被一家装饰精美的商铺用于售卖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蓝陶）——在绝望中逃离这座城市的平民。当我们飞过城门来到城外，可见主路两侧的树木上悬挂的来回摇晃的尸体。更远处的田野中，四处抢劫的巡逻队让路给身着精良盔甲、排成密集队形、头戴与众不同的西班牙军队弧形头盔、肩扛长矛与火绳枪的士兵。

进一步拉远视角，无数战事徐徐浮现在你的眼前，宛若一张战争游戏的地图。这是因为，1572年的欧洲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战场。荷兰省是各方地缘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焦点，而作为杠杆支点的阿姆斯特丹市，最终将把整个旧时代撬往崭新的未来。

为了理解阿姆斯特丹支点作用的由来和雅各布松修士恐惧（同时也是十六世纪晚期阿姆斯特丹城内信仰天主教的居民普遍恐惧）的原因，我们必须把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在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中，阿姆斯特丹无疑是较为年轻的一个。即便撇开罗穆卢斯与雷穆斯不谈，考古发现也表明，罗马城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900年在台伯河沿岸的山群中定居的牧民和农夫。雅典城惊人的悠久历史，则更是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之前的远古时期。与之相反的是，地理位置偏远的阿姆斯特丹，不断打消人们在此定居的念头。到公元1100年左右，成功阻止海洋每年对海岸线的侵袭之后，才有几百个农民开始沿着满是沼泽的荒野边缘堆起土堤，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园。

事实上，在迁徙漫游的过程中，早期人类的足迹踏遍我们如今称之为欧洲低地国家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不从人类的角度观察，而是仅仅从地球自身的演进过程看，或许可以说，这个地区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让欧洲的诸多河流有一个向海洋排水的地方，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今日的荷兰坐落在一个巨大的河流冲击三角洲上。三条欧洲北部流量最大的河流——莱茵河、默兹河（也叫马斯河）以及斯海尔德河——从瑞士阿尔卑斯山上汹涌而下，流经德国平原，拐进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阿登森林，最终全部在阿姆斯特丹汇入海洋。排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里的陆海分界线自然也就处于永无休止的挪移易变之中。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日后荷兰省所在地区的早期定居者们开始干预这一自然进程。浸过泥炭——本质上是海绵状的腐烂植物——的土地很适于耕种，只要这些泥炭能被清理干净。定居者们建起堤坝，阻挡涌入的海水，然后在泥炭沼泽中开辟沟渠，以便让其中的水汇入河流。该策略又进一步带来新的麻烦。因为，一旦泥炭丧失了其中的水分，它就会开始下沉。最终，泥炭层降到海平面以下，于是，土地又一次面临洪水的威胁，而这又需要更多的堤坝与抽水机。中世纪时期的荷兰省人——以及他们的邻居：南边的泽兰省与北边的弗里斯兰省——从此展开一场永不停息、延续至今的与大自然间的斗争。以上这些——水、水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应对威胁与挑战的勇气、荒僻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人为应对这些情况而发展出的纷繁复杂的公共组织——解释了荷兰大部分历史，同时也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荷兰作家马泰斯?范博克塞尔在一本别具一格、名为《愚痴百科全书》的著作中，阐述了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他所选择的书名清楚地表明他对荷兰人尴尬的历史境遇以及他们与水之间的斗争的定性。我并不完全认为“愚痴”是一个恰当的字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及其他荷兰作家看来，荷兰与水斗争的历史促成一种注重团结协作的文化道德准则，建起一个强大到足以迫使（这种“迫使”十分耐人寻味）政府尊重并承诺保障个人价值的社会。

不过，我不会止步于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视为一面能够映射西方世界更广泛情况的镜子。我们全都在镜子中照出了自己的“愚痴”：我们竭耗资源，对环境问题应付了事、得过且过，使自己陷入一种高举个人主义大旗、却又急需与他人团结协作的境地。其实，我们苦苦追求的个人自由，必须通过与他人间的携手共同努力才能获得。因此，在我们探寻自由主义的根基之际，时刻牢记这一行之有效的假设或许将大有裨益：个人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一种理想，不仅与极端的生存环境有关，更与看似同个人主义相矛盾的搭伙结伴的需要有关。

公元1200年之后的某段时间，为了控制洪水，生活在两水体交界处——一条河的河水在此汇入一个巨大的海湾，而这个海湾又连通着五十多英里外的北海——的一块沼泽地上的定居者，在阿姆斯特尔河上修建了一座大坝。自此，这座大坝成为该城中心的永恒标志，并让该聚居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阿姆斯特勒丹莫。

偏局欧陆西北一隅，经受雨打风吹，忍受潮水侵袭，让这个地方长久以来注定只能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城镇中心，只有种植大麦和黑麦并用其烹烤粥饭与面包的农民以及在沼泽地的水湾里捕捉狗鱼、鳗鱼和鲤鱼的渔民在此定居，而且，他们棚屋的稻草屋顶和黏土地板全都倾斜成某一角度，以便让雨水流走而不至形成水洼。即便以其他荷兰省份的标准，这里也比一处穷乡僻壤强不到哪去。部分原因在于，连通北海与德国及中欧的河流，让其他荷兰城市长期坐享得天独厚的重要战略价值。乌德勒支是荷兰的主教辖区；东边的奈梅亨和马斯特里赫特从罗马时代起就是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

然而，1345年，一场奇迹般的转变突然降临到阿姆斯特丹。说它是奇迹绝对名副其实，因为，就在那年棕枝主日前的一个冰冷的星期二深夜，一件原本再寻常不过的事——一位只剩一口气的老人在家中静候死亡的降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吃下从圣礼中领来的圣餐之后不久，老人呕吐起来。在一旁服侍照料他的女人们大惑不解地看到，圣饼被他完整地吐了出来。她们把他的呕吐物扔进火里，因为，这大概是她们能想到的最不渎神的处理方式。但是，瞧啊，圣饼并未燃烧。城内的神职人员把这片不可思议的薄饼带进教堂——看起来，这块具有超自然力量的薄饼，就像天主教徒对圣餐的理解一样，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并对外宣布神迹的降临。人们在老人房子的所在之处建起一宏伟的教堂，而且，虽然该教堂曾两度被烧为灰烬，但神奇的圣饼每次都从大火中幸存下来。“阿姆斯特丹的神迹”成为一桩非凡的中世纪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