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

这部大师之作出色地将叙事与分析结合起来，是所有语种的著述中关于法国大革命主题的*佳入门书。

——剑桥大学 蒂姆•布兰宁

本书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过程、结果和过往历史学家们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和评价。一书在手，可以对法国大革命了然于胸了。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沈坚

第二章 缘 起

我们很难讨论一件事情发生的缘由，除非我们已经对事情本身有了基本的认识。然而，几乎任何过分严格地给法国大革命定性的尝试，都会具有倾向性，而且会排斥大革命复杂性的诸多方面。不过，最为肯定的一点是，它不是个单一的事件。它是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进程，而且延续了很多年，这让当时的大多数人深感困惑。大革命是一段持续的不稳定、混乱和冲突的岁月，它引发的震荡远远超出法国的疆界。它开始于1787—1789年之间。

财政困境

危机是由国王路易十六避免破产的努力而触发的。法国在18世纪打过三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在路易十四（1643—1715）的骄傲、野心和成就的影响下，法国习惯于认为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它发现，在那位伟大的国王死去之后三代人的时间里，这种自负先后受到了各新兴国家，包括俄罗斯、普鲁士，尤其是大不列颠的挑战。与英国人的竞争在地球的各大洋上展开。竞争的关键是控制热带和东方奢侈品的产地和供应，当时欧洲对此类产品的胃口越来越大，不知餍足。在印度的立足点、前往中国的中继站、盛产皮毛的加拿大森林、可以生产糖和咖啡的热带岛屿、开发这些岛屿所需的奴隶供应：为了取得这些珍贵的战利品，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斗争在整个1740—1750年代几乎不曾中断。但是，法国还要去保卫其陆上疆界和传统的大陆利益，在18世纪中叶的战争中，路易十五（1715—1774）发现，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他的兵力都扩展得过分了。七年战争（1756—1763）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他与俄罗斯，甚至与传统对手奥地利结盟，他的军队还是在崛起的普鲁士人面前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在海上，英国人摧毁了法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舰队，将法国人的势力赶出印度和北美，并且几乎扼杀了法属加勒比殖民地的贸易。根据《巴黎和约》（1763 年），法国在欧洲没有获得任何利益，而且失去了加拿大和在印度的大部分据点。这场彻底的大溃败不仅让法国颜面扫地，而且给这个王国留下了巨额债务；这是一笔很难指望削减的债务，偿清就更难了。应付债务的开支占税收收入的60%。然而，新的海军建设很快又开始了；1770年代，当英属北美的殖民者宣布独立时，法国觉得向海上暴君复仇的机会来了。摧毁不列颠帝国，进而获取随之而来的商业利益，这一前景似乎足以让法国再努力一次。1778 年，路易十六参战，以保卫羽翼未丰的合众国。这一次，法国取得了重大成功。虽然欧洲大陆仍保持着和平，但法国领导了一个反对已陷于孤立的英国的同盟，后者冲破了英国人对大西洋的控制，其时间之长足以让法军远渡美国。1781 年，当英军在约克敦投降时，胜利更像是法国人的，而非美国人的。

但是，1783年和约的签订并没有给法国带来领土方面的收获，而且独立后的美国人也没有任何抛弃与英国的传统贸易联系的迹象。另外，此前的战争费用主要靠新的贷款而不是大量增税来维持。因此从财政角度看，战争结束得一点也不早，而和平时期仍需继续大量借款。1786 年，预期中税收收益的减少和计划中的短期战争债务偿付，终于引发了财政危机。

法国并不缺少维系作为一个强国的资源。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人将比以前更为彻底地支配欧洲大陆。毋宁说，它的很多资源被其政府体制、社会组织和后来的革命者称为旧制度的文化抑制了。法国需要大革命来释放这些资源。

第六章 位置

梦想的终结？

至少从赫鲁晓夫1956年批判斯大林以来，人们不断意识到，苏联共产主义曾采取各种镇压行径。不过，在苏联表面看来仍很繁荣强大的日子里，人们可以争辩说，它的意识形态很管用，为了保障人民民主，过去的血腥行为是值得付出的一笔代价。同样的论说也曾用来证明1793－1794年恐怖的合理性，后来的亲雅各宾史学家们也曾这样做。但戈尔巴乔夫的统治表明，苏联这座宏伟大厦已难以支撑，也难以维系在东欧的姐妹共和国，此时幻觉便冰消瓦解了。70年来，这个政权承载着自罗伯斯庇尔倒台以来一再受挫的希望和梦想，但很难说它更加成功；跟深受它和它的朋友们尊敬的原型政权比起来，它付出的生命代价要沉重得多。如果这些政权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继承人，那么托克维尔和孚雷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大革命的意义不在于增进自由，而在于扩张国家权力。对理性化国家的美好前景的信念，是启蒙运动的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幻觉；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两百年中的所有其他革命，都是其真正的继承人。当西方的历史学家在为如何，甚至是否纪念大革命的第二个百年而争吵时，这个幻觉已经消失了。

当然，极权主义人民民主并不是1790年代首次得胜的思想方式的唯一遗产。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二百周年之际庆祝人权的决定，不只是一个要将大革命的记忆同恐怖分离开的步骤。它同时也是在承认，人权意识形态比以前更为重要。独裁和屠杀的政权不能独占大革命的遗产。在现代宪政民主之下，公民的民事和政治权利得以保障，其生活机会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革命的遗产中，他们可以发现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庆祝的。法国大革命的抱负十分宏大，革命之后的几乎所有人都能发现有其中有某些东西可以赞赏，或可以悲叹。大革命发起的战斗并非全都结束了。如果说共产主义的崩溃可以视为雅各宾派的失败，欧洲联盟看起来则很像一个吉伦特派的计划：把1789年的自由果实传播到整个欧洲。反过来说，这种理想遇到了民族主义本能反应的抵制，而大多数的抵制首先是由来自革命法国的挑战而激发起来的。1987年，当二百周年的全部象征意义显现出来之前，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这样写道：“对1789年的某些主要后果的最苍白的列举”，

可以让人更加意识到，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世界……是法国大革命酝酿的各种倒影、政治原则和结构、话语公设构成的复合体。事实胜于雄辩，法国大革命有其后续效应，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经常出现模仿性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它是基督教创立以来又一个关键的历史-社会时期……时间本身，或曰过去历史的周期，看来有了第二个开端……1789年一直延续至今。

——G.斯坦纳,《反革命面面观》，载G.贝斯特编《永恒的革命》

不过，最后一句话或许可以留给本书一开始时的那位作者。欧内斯特•沃辛说：“我亲爱的阿尔吉，全部的真理都是纯粹而简单的。”他的朋友回答说：“真理很少是纯粹的，而且绝不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