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皇家军队是diyi支由不同国籍和不同信仰的士兵组成的泛欧洲军队。在传统的认知里，这支源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军队，在各大历史事件中并未起到任何重要的作用，它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的、难以信赖的，甚至是残忍无情的。
这些评价公正吗？与它的对手相比，奥地利的武装力量真的就是一直软弱无力吗？面对腓特烈大帝、面对拿破仑、面对毛奇，这支军队果真不堪一击吗？在一战中，它是否又真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表现得“十分可悲”呢？作为一支多民族的军队，什么样的管理方式让它维系了如此长时间呢？
此书运用叙事的方法，回答了上述疑问，作者向世人详细地讲述了1619年至1918年间奥地利皇家军队从创立到最终瓦解的故事，证明了它无论是在欧洲历史上，还是在国际历史上，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应该是旧欧洲辉煌的象征，是一支具有独特凝聚力和强大战斗力的队伍。
奥地利皇家军队是diyi支由不同国籍和不同信仰的士兵组成的泛欧洲军队。在传统的认知里，这支源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家军队，在各大历史事件中并未起到任何重要的作用，它被认为是能力不足的、难以信赖的，甚至是残忍无情的。
这些评价公正吗？与它的对手相比，奥地利的武装力量真的就是一直软弱无力吗？面对腓特烈大帝、面对拿破仑、面对毛奇，这支军队果真不堪一击吗？在一战中，它是否又真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表现得“十分可悲”呢？作为一支多民族的军队，什么样的管理方式让它维系了如此长时间呢？
此书运用叙事的方法，回答了上述疑问，作者向世人详细地讲述了1619年至1918年间奥地利皇家军队从创立到最终瓦解的故事，证明了它无论是在欧洲历史上，还是在国际历史上，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应该是旧欧洲辉煌的象征，是一支具有独特凝聚力和强大战斗力的队伍。
作者简介
[英] 理查德·巴塞特（Richard Basset）
《泰晤士报》十年冷战封闭时期在维也纳、罗马和华沙的特派记者。
曾出版作品有：《他差一步改变历史：纳粹情报局长的阴谋》。
精彩书评
“这是一本关于奥地利军事史极为重要的书，理查德?巴塞特填补了奥地利军事史上的一大空白，而且有且只有他能够做到。”
——英国当代军事家：约翰·基根
——英国当代军事家：约翰·基根
“巴塞特为了证明哈布斯堡军队的低效率、无能与不可靠，甚至有些残酷的名声是否合理，引经据典，用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英国历史学家：亚当·查莫斯基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哈布斯堡王朝
第一章 凯撒的胸甲骑兵
第二章 为上帝与皇帝而战
第三章 高贵的骑士
第四章 我们的鲜血和生命
第五章 奥地利的复兴
第六章 战争女王
第七章 军队和约瑟夫的开明专制
第二部分 革命与反动
第八章 奥地利军队与法国大革命
第九章 从马伦戈到奥斯特里茨
第十章 打破神话
第十一章 巨人间的较量
第十二章 从泽纳姆到莱比锡
第十三章 彼得麦与拉德茨基
第十四章 从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到图佩尔和厄沃塞
第十五章 奥地利-普鲁士战争
第十六章 南方的胜利
第三部分 帝国和皇室
第十七章 奥匈帝国与皇家军
第十八章 建立一支20世纪的海军
第十九章 军事情报局与雷德尔上校
第二十章 通往萨拉热窝的军事之路
第二十一章 军队与七月危机
第二十二章 奥匈帝国的最后一战
第二十三章 白云石山中的刺刀
第二十四章 旧军队的终结
第二十五章 奥地利的终结？
第二十六章 战后余波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精彩书摘
征服黑山
为了显示和塞尔维亚以及俄国的团结一致，黑山于1914年宣战。他们立刻加紧发送有关帝国和皇家海军在科托尔海湾部署的无线信息。这个位于黑山王国脚下的壮观峡湾是地中海最大的天然防御海湾。黑山的炮阵位于引人注目的洛夫琴山，这里也是黑山的创立者、素有“诗人国王”之称的涅戈什的陵墓所在地，俯瞰山下，奥地利的军事设施一览无遗。黑山人很快在洛夫琴山建造了一些防御工事，法国也在此建立了一个军用无线电站，另外一个则建立在较远的布德瓦海岸。
奥地利海军迅速行动，对黑山的这些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减少了防御工事从上面对他们构成的威胁。1914年秋天，两艘“君主”级战舰对黑山阵地进行了轰炸，但收效甚微。一年后的1915年10月，这两艘战舰与“弗朗茨·约瑟夫”号、“卡尔六世”号、“阿斯佩恩”号，以及“布达佩斯”号会合，同时还派出了“美洲豹”号。1
奥地利第19军奉命沿小路登山，早在几个月前这条道路就由前任奥地利驻黑山首都采蒂涅的武官在地图上标了出来。据传他曾在过去三年的多个晚上与黑山高级军官玩桥牌，以此获得一些详细信息并将细节完善清楚。为了确保进攻不因黑山高地上的大炮而受阻，帝国和皇家海军需要提供火力掩护。而这个任务则落到了“布达佩斯”号身上，这是一艘配备有口径为24厘米火炮，但是体型很小而且几近废弃的巡洋舰。射击目标对于船上的大炮来说射角太高，但是船长并没有被这些琐碎的事情击败。他突然想到可以通过给某些船舱注水并且将煤改换船舱，让火炮的射角提高几度，从而击中设置于高处的炮阵。
托尔曼中将率领的军队发现“布达佩斯”号巡洋舰在这次行动中的支援极其重要，因为它制止了一场齐射式炮轰，使部队能在不到30个小时便爬上巍峨的洛夫琴山。他们刚到山顶，黑山人就开始逃跑，两个星期后，黑山人请求无条件投降。这次行动被视为陆海联合袭击的范例。
康拉德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规劝了皇帝，出于“军事战略原因”不要吞并黑山。部长理事会中除了蒂萨外，其他所有奥地利人均赞成吞并。而蒂萨之所以否决了这份提案，则是因为他警觉地发现君主国的斯拉夫人数在增加。当弗朗茨·约瑟夫考虑到君主国与黑山国王尼古拉休戚与共时，他也开始持同样的怀疑态度。（有报告称，黑山国王在他书房的显眼位置摆放了一幅弗朗茨·约瑟夫的肖像，之后就逃离了位于采蒂涅的小型宫殿。）2弗朗茨·约瑟夫毫无疑问地再次支持了蒂萨。
蒂萨在不久后也回谢了弗朗茨·约瑟夫对他的支持。1915年年初，一些德国民族主义者利用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瑙曼所着的名为《中欧》一书中的观点对人们进行煽动，这是一本极有影响力的书，其中暗含了柏林和维也纳之间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联盟。蒂萨巧妙地帮助弗朗茨·约瑟夫阻止了这些观点对人们的蛊惑。匈牙利公开宣称，只要没有事先对1867年匈牙利“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这样的安排就是不允许的。
1914年之前，蒂萨一直喜欢利用德国来阻止弗朗茨·斐迪南对匈牙利构成的威胁。现在，当匈牙利的利益再次受到威胁时，他已经能够将德国赶出去。这次的威胁是德国在由它主导的“中欧”地区的潜在优势。每次面对挑战，蒂萨都像老虎般维护着匈牙利人的利益。
弗朗茨·约瑟夫还在为与法尔肯海因共同担任总指挥而产生摩擦的问题闹心，这个挑战的难度对他来说显而易见。法尔肯海因因此毫不掩饰地表示，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未来就如同1866年以后的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最后都将服从于霍亨索伦（普鲁士王室家族）。3冯·比洛依然对未能在罗马成功卖出奥地利提洛尔而耿耿于怀，他的说法更加露骨：“即使德国战败，它也仍然能通过吞并奥地利而赢得胜利。”4
其实这样的事态发展可能只有在弗朗茨·约瑟夫死后才会发生。当他在世时，有关“中欧”的争论几近偃旗息鼓。整个事件再次体现了皇帝把蒂萨尊为帝国最强大、最令人钦佩的政治家。这两个人在他们认为利益吻合的事情上展开了高效的合作。
1916年年初，黑山的投降无疑给帝国内部和外部都提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如果战争就此结束，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也毫无疑问会完好无损。但是战争的动力总是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发展。
无论是在西线血拼中身陷困境的德国，还是仍在为达达尼尔海峡的败绩以及意大利军队的平庸表现而忧虑的协约国，均无心谈判。随着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灭亡，康拉德像往常一样无视现实情况，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来对付意大利。但是，这将需要德国的参与。整个2月，法尔肯海因都只重点关注即将在西线凡尔登进行的进攻，并没有在意康拉德的“小插曲”。不管怎样，造成意大利前线休战的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而是冬季。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地部队和哈布斯堡提洛尔部队都在阿尔卑斯山东部创造了奇迹，但是在春来雪化之前，无论是哪一方都没有机会发起决定性的进攻。因为对于参与国来说，在这一季节就连沿战线运输火炮和物资都是个挑战。
……
为了显示和塞尔维亚以及俄国的团结一致，黑山于1914年宣战。他们立刻加紧发送有关帝国和皇家海军在科托尔海湾部署的无线信息。这个位于黑山王国脚下的壮观峡湾是地中海最大的天然防御海湾。黑山的炮阵位于引人注目的洛夫琴山，这里也是黑山的创立者、素有“诗人国王”之称的涅戈什的陵墓所在地，俯瞰山下，奥地利的军事设施一览无遗。黑山人很快在洛夫琴山建造了一些防御工事，法国也在此建立了一个军用无线电站，另外一个则建立在较远的布德瓦海岸。
奥地利海军迅速行动，对黑山的这些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减少了防御工事从上面对他们构成的威胁。1914年秋天，两艘“君主”级战舰对黑山阵地进行了轰炸，但收效甚微。一年后的1915年10月，这两艘战舰与“弗朗茨·约瑟夫”号、“卡尔六世”号、“阿斯佩恩”号，以及“布达佩斯”号会合，同时还派出了“美洲豹”号。1
奥地利第19军奉命沿小路登山，早在几个月前这条道路就由前任奥地利驻黑山首都采蒂涅的武官在地图上标了出来。据传他曾在过去三年的多个晚上与黑山高级军官玩桥牌，以此获得一些详细信息并将细节完善清楚。为了确保进攻不因黑山高地上的大炮而受阻，帝国和皇家海军需要提供火力掩护。而这个任务则落到了“布达佩斯”号身上，这是一艘配备有口径为24厘米火炮，但是体型很小而且几近废弃的巡洋舰。射击目标对于船上的大炮来说射角太高，但是船长并没有被这些琐碎的事情击败。他突然想到可以通过给某些船舱注水并且将煤改换船舱，让火炮的射角提高几度，从而击中设置于高处的炮阵。
托尔曼中将率领的军队发现“布达佩斯”号巡洋舰在这次行动中的支援极其重要，因为它制止了一场齐射式炮轰，使部队能在不到30个小时便爬上巍峨的洛夫琴山。他们刚到山顶，黑山人就开始逃跑，两个星期后，黑山人请求无条件投降。这次行动被视为陆海联合袭击的范例。
康拉德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规劝了皇帝，出于“军事战略原因”不要吞并黑山。部长理事会中除了蒂萨外，其他所有奥地利人均赞成吞并。而蒂萨之所以否决了这份提案，则是因为他警觉地发现君主国的斯拉夫人数在增加。当弗朗茨·约瑟夫考虑到君主国与黑山国王尼古拉休戚与共时，他也开始持同样的怀疑态度。（有报告称，黑山国王在他书房的显眼位置摆放了一幅弗朗茨·约瑟夫的肖像，之后就逃离了位于采蒂涅的小型宫殿。）2弗朗茨·约瑟夫毫无疑问地再次支持了蒂萨。
蒂萨在不久后也回谢了弗朗茨·约瑟夫对他的支持。1915年年初，一些德国民族主义者利用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瑙曼所着的名为《中欧》一书中的观点对人们进行煽动，这是一本极有影响力的书，其中暗含了柏林和维也纳之间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联盟。蒂萨巧妙地帮助弗朗茨·约瑟夫阻止了这些观点对人们的蛊惑。匈牙利公开宣称，只要没有事先对1867年匈牙利“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这样的安排就是不允许的。
1914年之前，蒂萨一直喜欢利用德国来阻止弗朗茨·斐迪南对匈牙利构成的威胁。现在，当匈牙利的利益再次受到威胁时，他已经能够将德国赶出去。这次的威胁是德国在由它主导的“中欧”地区的潜在优势。每次面对挑战，蒂萨都像老虎般维护着匈牙利人的利益。
弗朗茨·约瑟夫还在为与法尔肯海因共同担任总指挥而产生摩擦的问题闹心，这个挑战的难度对他来说显而易见。法尔肯海因因此毫不掩饰地表示，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未来就如同1866年以后的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最后都将服从于霍亨索伦（普鲁士王室家族）。3冯·比洛依然对未能在罗马成功卖出奥地利提洛尔而耿耿于怀，他的说法更加露骨：“即使德国战败，它也仍然能通过吞并奥地利而赢得胜利。”4
其实这样的事态发展可能只有在弗朗茨·约瑟夫死后才会发生。当他在世时，有关“中欧”的争论几近偃旗息鼓。整个事件再次体现了皇帝把蒂萨尊为帝国最强大、最令人钦佩的政治家。这两个人在他们认为利益吻合的事情上展开了高效的合作。
1916年年初，黑山的投降无疑给帝国内部和外部都提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如果战争就此结束，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也毫无疑问会完好无损。但是战争的动力总是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发展。
无论是在西线血拼中身陷困境的德国，还是仍在为达达尼尔海峡的败绩以及意大利军队的平庸表现而忧虑的协约国，均无心谈判。随着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灭亡，康拉德像往常一样无视现实情况，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来对付意大利。但是，这将需要德国的参与。整个2月，法尔肯海因都只重点关注即将在西线凡尔登进行的进攻，并没有在意康拉德的“小插曲”。不管怎样，造成意大利前线休战的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而是冬季。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地部队和哈布斯堡提洛尔部队都在阿尔卑斯山东部创造了奇迹，但是在春来雪化之前，无论是哪一方都没有机会发起决定性的进攻。因为对于参与国来说，在这一季节就连沿战线运输火炮和物资都是个挑战。
……
前言/序言
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巴尔曾写道：“奥地利向来不受传记作家们青睐。”1假如这就是奥地利帝国的总体框架，那么支持帝国几个世纪之久的皇家军队自然也是如此。塔列朗就曾用他一贯讥讽轻蔑的话语为 19 和 20 世纪的奥地利定下基调，或许正如他所说：“让人讨厌的是，奥地利总是习惯挨打。”2
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视身着白色军装的军队为囚禁人民的机器。 1866 年以前，没有什么地方比威尼斯更能凸显这一点，奥地利的军官和他们的军乐队从圣马克广场走过，那是对每一位心怀正义的英国自由主义者的永久侮辱。罗斯金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批判奥地利军的存在。格拉德斯通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他谴责奥地利军“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干什么好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帝国和皇家军队的白色束腰外套在 19 世纪已经成为压迫和独裁统治的象征。”3
20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论断则得到了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的认同，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是变节的奥地利人，他们将奥地利视为德意志的一部分，将 600 年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视为历史的错误。两大学派都认为奥地利军队十分无能。即使是在德英两国充满矛盾的 20 世纪，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总是毫无异议。1917 年，德意志帝国前首相冯·比洛认为，即使同伴“只有奥地利”，德意志也“将赢得这场战争”。4 显然并不欣赏比洛的 A. J. P. 泰勒则将后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事件归结为“历史自然的进程”。5 安东尼·艾登在 1938 年向外交部的一名同事总结这一观点时表示了对维也纳被纳粹吞并的遗憾，他说道：“奥地利是什么？奥地利就是 5 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和 100个犹太人。”6 在这一点上，艾登同意柏林的看法。而他的这句话后来则经常被认为是希特勒所说。
后来，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小学生在为公共考试学习历史时，会学到“鬣狗”海瑙将军的故事。1849 年，海瑙在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起义时，无情鞭打无辜的妇女。之后他去到伦敦时，萨瑟克区啤酒厂的一些工人认出了他并把他扔进了啤酒桶中。时至今日，英国唯一与奥地利帝国军队相关的纪念物就是萨瑟克区的一块匾牌，上面记录了这一独特的事件，而这一事件也让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外交部部长帕默斯顿之间有了一些言辞激烈的对话。附近的小特拉法加街上曾有一家名为“卡尔大公”的酒馆，它能让人们想起过去英国和奥地利联手对抗拿破仑的欢乐时光，但它在几年前关闭了。
海瑙残暴野蛮，用拉德茨基的话来说，是一把“应该尽量少用的剃刀”7，他理应遭受比在啤酒厂被打更大的惩罚。而今天，他被列入维也纳军事博物馆的“英雄大厅”则让很多了解历史的英国游客感到强烈不满。在英国的民间故事中，海瑙被塑造成了可怕的形象，而这似乎更符合人们对他的印象。
甚至像路易斯·纳米尔这样爱国的奥地利人，也驳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的“历史使命”是“反宗教改革的好东西”8 这样的言论。纳米尔的学生 A. J. P. 泰勒则认为，奥地利帝国在 1914 年已成为一具“死尸”。9割让部分领土来保留帝国的主体“已经不可能。病人已经死了，而截肢时则意味着它还有生存的可能性”。而当泰勒还在牛津大学任教时，另一名年轻的苏格兰人诺曼·斯通则将这一主题带到了剑桥大学。他为奥地利帝国皇家军队在最后一战中表现出的各种荒诞之事感到高兴：“在维也纳，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比其他地方都大。”10
而在维也纳居住的五年间，我也发现了像维也纳人那样在挫折中发泄不满是种很好的方法。奥地利人的性情、奥地利的气候、奥地利的政治文化影响了（20 世纪）70 年代末年少的我，让我倾向于一再强调奥地利的荒唐之事，甚至不惜以牺牲冷静的分析为代价。我带着青年时致命的党派偏见，扔出去一块块又大又沉的砖块。
时间让观点得以形成。本书意在探寻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效率低下、能力不足、难以信赖，甚至是残忍无情。这些话公正吗？与他们的对手相比，奥地利的武装力量一直都软弱无力吗？这些有根据吗？面对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面对拿破仑、面对毛奇，他们果真不堪一击、注定失败吗？在一战中，他们又是否真如一名历史学家近期指出的那样，表现得“十分可悲”，最终溃败瓦解了呢？ 11 然而一个容纳了如此之多不同民族的军队又是如何维系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为哈布斯堡家族服务，将中欧和东欧联系在了一起，组成了安全的单一体，其繁荣程度和安全性能在现代也是无法复制的，那么造就这一切的秘诀是什么呢？本书通过叙事的方法回答了这些问题，叙述中也表明了对一些欧洲近代史中重要事件的独特观点，丰富了人们通常认可的说法。
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不同于欧洲其他任何的军队。特蕾莎改革后，军队的凝聚力和效率都有了提升，在拿破仑的军队出现前可谓是首屈一指。凡是皇后玛丽娅·特蕾莎触及的领域，其改革内容都能维持一个多世纪之久。皇后在中欧设立的很多机构甚至完整保存到了今天。那些破坏了欧洲其他国家军队的问题在奥地利的军中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类似于法国调集成千上万心怀不满的爱尔兰士兵去攻打英国这种事（比如丰特努瓦之战），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之中。就像它们守护的国家一样，奥地利军队也向人们证明了王朝、文化、地理和经济间的关系比民族认同更为重要。甚至连 1848 年至1849 年起义的匈牙利军起初在理论上也是为他们的国王即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而战斗。帝国的军队超越了民族的限制，军队中有 20 多个不同的民族，只要士兵们能够掌握指挥命令所涉及的86个德语单词，都可以受到平等的对待。
这支军队并不怎么在意士兵们个人的宗教信仰。虽然哈布斯堡王朝是反宗教改革的支柱，但其武装力量最终却发展成了一个真正的多教派机构。华伦斯坦手下的许多军官都不是天主教徒，而在玛丽娅·特蕾莎统治时期，军中的新教徒与其他人几乎完全享有同等的机会。在 1778 年约瑟夫二世（1741—1790）推出宗教宽容政策之前，平民百姓都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军中就没有派系之争，让教派关系变紧张的事件也同样存在。查理六世（1685—1740）统治时期和克尼格雷茨战役之后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然而，到 1918 年，军中最为精锐的军团由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阿尔卑斯山的天主教徒组成，他们则不同寻常地听从于犹太军官们的指挥，其中一位将军的父亲还是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坚定信徒。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担心军中的犹太军官会受到歧视，还特意亲自参与调解。而另一边，德雷福斯事件则让 19世纪晚期的法国军事系统陷入混乱。德国军队狭隘的排他性和普鲁士军中容克军官（都是路德教派的士兵，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是听到远处的炮火声”）的等级制度都与哈布斯堡的军队完全不同。
即使是在约瑟夫开明专制的时期，宗教宽容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世俗。王朝自己的信仰总是会表现在军队的整体风气和习俗之中。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战斗口号是：“上帝和皇帝与我同在，我们要为国家而战。”当才华出众的克罗地亚将军耶拉契希被任命为克罗地亚总督时，他在就职演说中就有多处虔诚地提到了圣母玛利亚。甚至到了 1914 年，总参谋长康拉德与一名已婚女子的公众事件还给他和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通常，军队与王朝的关系超越了教派的重要性。1619 年 6 月 5 日，军队从波希米亚新教贵族的手中救下了虔诚的斐迪南大公，从这一刻开始，国家和士兵之间就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此后，军队的存在就是为了王朝的需要，在必要的情况下，军队还会为了保卫哈布斯堡家族而起来反对自己的贵族。 1918 年军队灭亡以前，其构成和作战全都要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出发。而这也体现在军事战略上。只要自身会面临被消灭的风险，任何奥地利军队都不会冒险去摧毁敌人，因为冒险的战术会对王朝构成威胁。过度大胆或自发的军事赌博都不是哈布斯堡王朝战术手册中的内容。军队一定要保证自己还能在另一天继续作战，还能继续保卫王朝。战争并不意味着要奋战到最后一人。而拿破仑在军事战术上的改革，尤其是其要求完全摧毁对手的战斗能力，则让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彻底检修它的军事机器。但即使在卡尔大公这样出色将领的带领下，奥地利人也从来没有让军队去冒险。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不但总能从战役初期的失败中恢复过来，还会从中提升能力，成为一部更为有效的战斗机器。在 1620 年至 1918 年之间，军队获得过350 多个重大胜利，这一数字远远大于失败的次数。12 他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 1806 年普鲁士军在耶拿遇到的那种挫折——普鲁士军在一个下午就被彻底摧毁，其战斗能力在今后的几年中更是十分脆弱。
要保证王朝的利益就要对将领提出很多的要求。贝内德克的命运就反映了王朝要求高级军官们必须绝对服从。1866 年，倒霉的奥地利指挥官贝内德克在克尼格雷茨被普鲁士军打败。事实上，贝内德克只是接受了皇帝一再下达的命令。但当他成为替罪羊后，他从不批评他的国家或是其他没有服从他指令的军官。他全盘接受了失败的责任，甚至还威胁妻子如果不停止抱怨皇帝对他的不公就要离婚。
1866 年后，奥地利开始重新装备军队，但一直到 1914 年，军队却再也没有在愤怒中发射一枪一弹。与他们的对手塞尔维亚和俄国不同，奥匈帝国的军队是在完全没有为现代战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与协约国的预期不同，他们并没有在内部的紧张关系和民族主义的对抗中很快被彻底击垮，而是持续战斗了四年多都没有停歇。在连绵起伏的白云石山中战斗的军队则让人不禁为人类耐力的巨大潜力所折服。贫瘠的石灰岩被炮火击中后四分五裂，这使得每一次发射的威力都被增强了 1000 多倍。在几千英尺高的山上，士兵们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从两端向中间挖凿隧道。一名历史学家指出：“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生存都是问题，而意大利和奥地利军还要交战，这真是让人惊讶。”那些批评两军战斗素质低下的历史学家和军事评论家对此也感到十分惊异。13
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最早的队伍是由马克西米利安（1459—1519）所创建的，其第一支步兵队伍则是建立在“雇佣兵团”（字面意思为国土佣仆）的基础之上。中世纪后期，传统的单一骑乘战斗还很盛行，但在佛兰德斯和瑞士爆发的起义显示，一支组织有序的步兵队伍能够击败很多骑兵。于是马克西米利安鼓励创建雇佣兵团并为其提供了完备的军火系统，从因斯布鲁克到格拉茨和维也纳，遍布于领土之上。我们虽不知道第一支步兵队伍建立的准确时间，但可以知道的是 1479 年他们便已经出现在了胡斯战役的战场上，而 1486 年，他们更是广泛活动在马克西米利安在意大利的战役之中。
但这些士兵纪律松散。他们既没有正式的军官制度，也没有金字塔式的指挥等级结构。1527 年的罗马之劫后，王朝很快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支像样的、忠诚的武装力量。而要让松散的士兵遵守纪律就要培养一批军事领袖，他们的行为和个人素质能够让各级官兵臣服。因此，王朝急需一批具有最高道德水准的军官，这就让贵族和上流阶级的人们走上了舞台。这些人开始投身于组织和领导活动，很快便成为新军事体系的核心。“三十年战争”前夕，骑兵团和步兵团已经成形，带领他们的便是新一代的贵族军官，这些贵族军官也是普通士兵们学习的典范。在充满宗教巨变的年代，军官与虔诚的天主教王朝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但这还不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特别是 17 世纪的前 25 年，因为那一时期的忠诚还要求有大量的物质奖励。
军队在 1619 年 6 月 5 日及时就位，后来也在维也纳第二次被围困过程中发挥过作用，这些在当时以及此后都被描述成了军队守卫天主教信仰的标志性事件。141848 年之后，奥地利政治家菲利克斯·祖·施瓦岑贝格亲王在耶路撒冷创立了领事，用于确认支离破碎但在逐渐复苏的君主制和天主教的根源。施瓦岑贝格曾梦想奥地利能成为天主教的超级大国。哈布斯堡王朝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其要成为全世界天主教君主政体的使命感。堡王朝的传奇故事也凸显了这点。鲁道夫一世遇到一位身背圣餐的神父的故事已广为人知。相传，鲁道夫让这位神父骑他的马渡过湍急的河流，而不是用这匹马战斗或打猎，随后又将这匹马赠给了神父，因为“他不愿意再骑一匹驮过圣餐的马去作战或狩猎”。15
1291 年，鲁道夫去世，而关于这一故事最为古老的版本大约出现在他去
世后的 50 年。再之后的版本则更加凸显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圣餐的崇拜，这
一崇拜建立在 1264 年教皇乌尔班四世创立的基督圣体节之上。在查理五世
（1500—1558）统治时期，这一节日成了军中盛大的节日。另外，当查理听说亨利八世处决了托马斯?摩尔和约翰?费舍尔后，感到十分震惊，他告诉英国大使艾略特：“如果我的帝国能有这样两个人出现，那么我甘愿用我最富庶的两个王国来交换。”16
再后来，奥地利的天主教徒发现约瑟夫二世的权杖“既是支撑也是灾难”17。要不是约瑟夫公然颁布了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政策，即使是他也不能将圣母的形象从他的军旗中去掉。他在 1785 年颁布的著名法令让共济会受到了“国家的保护”，但他还警告称，他不会容忍“过度损害宗教”的行为。在他的统治时期，一些军旗上的圣母玛利亚和三位一体，则意味着上帝对世界的统治与哈布斯堡皇帝的主权相联系。
哈布斯堡王朝此后的诸位皇帝保留了这一另类的天主教教义，尽管表面上极度虔诚，但即便在梵蒂冈威胁到王朝的利益时，王朝也绝不会屈服于罗马教廷。尤金亲王的军队不顾教皇的抗议，占领了梵蒂冈的领土。弗朗茨?约瑟夫（1830—1916）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宗教选举秘密会议在 1906 年选举教皇的权利，因为他相信枢机主教们一定选了一名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在德意志帝国“远离罗马教廷”的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也反对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公开支持天主教学校的行为。帕尔指出，弗朗茨?斐迪南很愿意为了三个骑兵军团就放弃“他所有的主教”。
末代皇帝卡尔和历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一样，虔诚地信仰王朝中的传统天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参战，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个人的祈祷椅。1922 年，他在马德拉岛去世时，躺在病床上的他眼睛还望着圣餐，人们还发现了一张他写的字条：“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情， 我都会请求上帝为我指引，让我战胜挑战。”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种虔诚也对军队产生了影响。1918 年， 卡尔拒绝了军队向他提供的帮助，此举无疑加速了军队的解体。当时他的帝国已经四分五裂，但他本可以通过一些部队来保住王位。伊松佐集团军的一些作战部队已做好了前往维也纳支援他的准备。可怕的博罗耶维奇也完成了后勤规划，准备好了强大的军队。然而，没有王朝的命令，他们谁也不能采取行动， 即便是“皇帝的军队”也不例外。卡尔比哈布斯堡的任何家族成员都要接近圣洁，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带给人民福祉，而他知道此时部署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内战，因此他不愿让这成为哈布斯堡末代皇帝的首选方案。让人充满敬意的奥地利人在 1619 年促成“皇帝的军队”形成，而在 300 年之后， 又为“皇帝军队”的谢幕举行了最后的仪式。*
鲁道夫一世（1218—1291）与其他君主相比，是一名虔诚的信徒。他的后代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19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视身着白色军装的军队为囚禁人民的机器。 1866 年以前，没有什么地方比威尼斯更能凸显这一点，奥地利的军官和他们的军乐队从圣马克广场走过，那是对每一位心怀正义的英国自由主义者的永久侮辱。罗斯金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经常批判奥地利军的存在。格拉德斯通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他谴责奥地利军“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干什么好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帝国和皇家军队的白色束腰外套在 19 世纪已经成为压迫和独裁统治的象征。”3
20 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论断则得到了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的认同，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是变节的奥地利人，他们将奥地利视为德意志的一部分，将 600 年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视为历史的错误。两大学派都认为奥地利军队十分无能。即使是在德英两国充满矛盾的 20 世纪，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总是毫无异议。1917 年，德意志帝国前首相冯·比洛认为，即使同伴“只有奥地利”，德意志也“将赢得这场战争”。4 显然并不欣赏比洛的 A. J. P. 泰勒则将后来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事件归结为“历史自然的进程”。5 安东尼·艾登在 1938 年向外交部的一名同事总结这一观点时表示了对维也纳被纳粹吞并的遗憾，他说道：“奥地利是什么？奥地利就是 5 个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和 100个犹太人。”6 在这一点上，艾登同意柏林的看法。而他的这句话后来则经常被认为是希特勒所说。
后来，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小学生在为公共考试学习历史时，会学到“鬣狗”海瑙将军的故事。1849 年，海瑙在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起义时，无情鞭打无辜的妇女。之后他去到伦敦时，萨瑟克区啤酒厂的一些工人认出了他并把他扔进了啤酒桶中。时至今日，英国唯一与奥地利帝国军队相关的纪念物就是萨瑟克区的一块匾牌，上面记录了这一独特的事件，而这一事件也让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外交部部长帕默斯顿之间有了一些言辞激烈的对话。附近的小特拉法加街上曾有一家名为“卡尔大公”的酒馆，它能让人们想起过去英国和奥地利联手对抗拿破仑的欢乐时光，但它在几年前关闭了。
海瑙残暴野蛮，用拉德茨基的话来说，是一把“应该尽量少用的剃刀”7，他理应遭受比在啤酒厂被打更大的惩罚。而今天，他被列入维也纳军事博物馆的“英雄大厅”则让很多了解历史的英国游客感到强烈不满。在英国的民间故事中，海瑙被塑造成了可怕的形象，而这似乎更符合人们对他的印象。
甚至像路易斯·纳米尔这样爱国的奥地利人，也驳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的“历史使命”是“反宗教改革的好东西”8 这样的言论。纳米尔的学生 A. J. P. 泰勒则认为，奥地利帝国在 1914 年已成为一具“死尸”。9割让部分领土来保留帝国的主体“已经不可能。病人已经死了，而截肢时则意味着它还有生存的可能性”。而当泰勒还在牛津大学任教时，另一名年轻的苏格兰人诺曼·斯通则将这一主题带到了剑桥大学。他为奥地利帝国皇家军队在最后一战中表现出的各种荒诞之事感到高兴：“在维也纳，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比其他地方都大。”10
而在维也纳居住的五年间，我也发现了像维也纳人那样在挫折中发泄不满是种很好的方法。奥地利人的性情、奥地利的气候、奥地利的政治文化影响了（20 世纪）70 年代末年少的我，让我倾向于一再强调奥地利的荒唐之事，甚至不惜以牺牲冷静的分析为代价。我带着青年时致命的党派偏见，扔出去一块块又大又沉的砖块。
时间让观点得以形成。本书意在探寻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效率低下、能力不足、难以信赖，甚至是残忍无情。这些话公正吗？与他们的对手相比，奥地利的武装力量一直都软弱无力吗？这些有根据吗？面对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面对拿破仑、面对毛奇，他们果真不堪一击、注定失败吗？在一战中，他们又是否真如一名历史学家近期指出的那样，表现得“十分可悲”，最终溃败瓦解了呢？ 11 然而一个容纳了如此之多不同民族的军队又是如何维系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为哈布斯堡家族服务，将中欧和东欧联系在了一起，组成了安全的单一体，其繁荣程度和安全性能在现代也是无法复制的，那么造就这一切的秘诀是什么呢？本书通过叙事的方法回答了这些问题，叙述中也表明了对一些欧洲近代史中重要事件的独特观点，丰富了人们通常认可的说法。
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不同于欧洲其他任何的军队。特蕾莎改革后，军队的凝聚力和效率都有了提升，在拿破仑的军队出现前可谓是首屈一指。凡是皇后玛丽娅·特蕾莎触及的领域，其改革内容都能维持一个多世纪之久。皇后在中欧设立的很多机构甚至完整保存到了今天。那些破坏了欧洲其他国家军队的问题在奥地利的军中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类似于法国调集成千上万心怀不满的爱尔兰士兵去攻打英国这种事（比如丰特努瓦之战），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之中。就像它们守护的国家一样，奥地利军队也向人们证明了王朝、文化、地理和经济间的关系比民族认同更为重要。甚至连 1848 年至1849 年起义的匈牙利军起初在理论上也是为他们的国王即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而战斗。帝国的军队超越了民族的限制，军队中有 20 多个不同的民族，只要士兵们能够掌握指挥命令所涉及的86个德语单词，都可以受到平等的对待。
这支军队并不怎么在意士兵们个人的宗教信仰。虽然哈布斯堡王朝是反宗教改革的支柱，但其武装力量最终却发展成了一个真正的多教派机构。华伦斯坦手下的许多军官都不是天主教徒，而在玛丽娅·特蕾莎统治时期，军中的新教徒与其他人几乎完全享有同等的机会。在 1778 年约瑟夫二世（1741—1790）推出宗教宽容政策之前，平民百姓都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军中就没有派系之争，让教派关系变紧张的事件也同样存在。查理六世（1685—1740）统治时期和克尼格雷茨战役之后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然而，到 1918 年，军中最为精锐的军团由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阿尔卑斯山的天主教徒组成，他们则不同寻常地听从于犹太军官们的指挥，其中一位将军的父亲还是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坚定信徒。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担心军中的犹太军官会受到歧视，还特意亲自参与调解。而另一边，德雷福斯事件则让 19世纪晚期的法国军事系统陷入混乱。德国军队狭隘的排他性和普鲁士军中容克军官（都是路德教派的士兵，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是听到远处的炮火声”）的等级制度都与哈布斯堡的军队完全不同。
即使是在约瑟夫开明专制的时期，宗教宽容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世俗。王朝自己的信仰总是会表现在军队的整体风气和习俗之中。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战斗口号是：“上帝和皇帝与我同在，我们要为国家而战。”当才华出众的克罗地亚将军耶拉契希被任命为克罗地亚总督时，他在就职演说中就有多处虔诚地提到了圣母玛利亚。甚至到了 1914 年，总参谋长康拉德与一名已婚女子的公众事件还给他和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通常，军队与王朝的关系超越了教派的重要性。1619 年 6 月 5 日，军队从波希米亚新教贵族的手中救下了虔诚的斐迪南大公，从这一刻开始，国家和士兵之间就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此后，军队的存在就是为了王朝的需要，在必要的情况下，军队还会为了保卫哈布斯堡家族而起来反对自己的贵族。 1918 年军队灭亡以前，其构成和作战全都要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出发。而这也体现在军事战略上。只要自身会面临被消灭的风险，任何奥地利军队都不会冒险去摧毁敌人，因为冒险的战术会对王朝构成威胁。过度大胆或自发的军事赌博都不是哈布斯堡王朝战术手册中的内容。军队一定要保证自己还能在另一天继续作战，还能继续保卫王朝。战争并不意味着要奋战到最后一人。而拿破仑在军事战术上的改革，尤其是其要求完全摧毁对手的战斗能力，则让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彻底检修它的军事机器。但即使在卡尔大公这样出色将领的带领下，奥地利人也从来没有让军队去冒险。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不但总能从战役初期的失败中恢复过来，还会从中提升能力，成为一部更为有效的战斗机器。在 1620 年至 1918 年之间，军队获得过350 多个重大胜利，这一数字远远大于失败的次数。12 他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 1806 年普鲁士军在耶拿遇到的那种挫折——普鲁士军在一个下午就被彻底摧毁，其战斗能力在今后的几年中更是十分脆弱。
要保证王朝的利益就要对将领提出很多的要求。贝内德克的命运就反映了王朝要求高级军官们必须绝对服从。1866 年，倒霉的奥地利指挥官贝内德克在克尼格雷茨被普鲁士军打败。事实上，贝内德克只是接受了皇帝一再下达的命令。但当他成为替罪羊后，他从不批评他的国家或是其他没有服从他指令的军官。他全盘接受了失败的责任，甚至还威胁妻子如果不停止抱怨皇帝对他的不公就要离婚。
1866 年后，奥地利开始重新装备军队，但一直到 1914 年，军队却再也没有在愤怒中发射一枪一弹。与他们的对手塞尔维亚和俄国不同，奥匈帝国的军队是在完全没有为现代战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与协约国的预期不同，他们并没有在内部的紧张关系和民族主义的对抗中很快被彻底击垮，而是持续战斗了四年多都没有停歇。在连绵起伏的白云石山中战斗的军队则让人不禁为人类耐力的巨大潜力所折服。贫瘠的石灰岩被炮火击中后四分五裂，这使得每一次发射的威力都被增强了 1000 多倍。在几千英尺高的山上，士兵们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从两端向中间挖凿隧道。一名历史学家指出：“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生存都是问题，而意大利和奥地利军还要交战，这真是让人惊讶。”那些批评两军战斗素质低下的历史学家和军事评论家对此也感到十分惊异。13
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最早的队伍是由马克西米利安（1459—1519）所创建的，其第一支步兵队伍则是建立在“雇佣兵团”（字面意思为国土佣仆）的基础之上。中世纪后期，传统的单一骑乘战斗还很盛行，但在佛兰德斯和瑞士爆发的起义显示，一支组织有序的步兵队伍能够击败很多骑兵。于是马克西米利安鼓励创建雇佣兵团并为其提供了完备的军火系统，从因斯布鲁克到格拉茨和维也纳，遍布于领土之上。我们虽不知道第一支步兵队伍建立的准确时间，但可以知道的是 1479 年他们便已经出现在了胡斯战役的战场上，而 1486 年，他们更是广泛活动在马克西米利安在意大利的战役之中。
但这些士兵纪律松散。他们既没有正式的军官制度，也没有金字塔式的指挥等级结构。1527 年的罗马之劫后，王朝很快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支像样的、忠诚的武装力量。而要让松散的士兵遵守纪律就要培养一批军事领袖，他们的行为和个人素质能够让各级官兵臣服。因此，王朝急需一批具有最高道德水准的军官，这就让贵族和上流阶级的人们走上了舞台。这些人开始投身于组织和领导活动，很快便成为新军事体系的核心。“三十年战争”前夕，骑兵团和步兵团已经成形，带领他们的便是新一代的贵族军官，这些贵族军官也是普通士兵们学习的典范。在充满宗教巨变的年代，军官与虔诚的天主教王朝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但这还不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特别是 17 世纪的前 25 年，因为那一时期的忠诚还要求有大量的物质奖励。
军队在 1619 年 6 月 5 日及时就位，后来也在维也纳第二次被围困过程中发挥过作用，这些在当时以及此后都被描述成了军队守卫天主教信仰的标志性事件。141848 年之后，奥地利政治家菲利克斯·祖·施瓦岑贝格亲王在耶路撒冷创立了领事，用于确认支离破碎但在逐渐复苏的君主制和天主教的根源。施瓦岑贝格曾梦想奥地利能成为天主教的超级大国。哈布斯堡王朝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其要成为全世界天主教君主政体的使命感。堡王朝的传奇故事也凸显了这点。鲁道夫一世遇到一位身背圣餐的神父的故事已广为人知。相传，鲁道夫让这位神父骑他的马渡过湍急的河流，而不是用这匹马战斗或打猎，随后又将这匹马赠给了神父，因为“他不愿意再骑一匹驮过圣餐的马去作战或狩猎”。15
1291 年，鲁道夫去世，而关于这一故事最为古老的版本大约出现在他去
世后的 50 年。再之后的版本则更加凸显了哈布斯堡王朝对圣餐的崇拜，这
一崇拜建立在 1264 年教皇乌尔班四世创立的基督圣体节之上。在查理五世
（1500—1558）统治时期，这一节日成了军中盛大的节日。另外，当查理听说亨利八世处决了托马斯?摩尔和约翰?费舍尔后，感到十分震惊，他告诉英国大使艾略特：“如果我的帝国能有这样两个人出现，那么我甘愿用我最富庶的两个王国来交换。”16
再后来，奥地利的天主教徒发现约瑟夫二世的权杖“既是支撑也是灾难”17。要不是约瑟夫公然颁布了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政策，即使是他也不能将圣母的形象从他的军旗中去掉。他在 1785 年颁布的著名法令让共济会受到了“国家的保护”，但他还警告称，他不会容忍“过度损害宗教”的行为。在他的统治时期，一些军旗上的圣母玛利亚和三位一体，则意味着上帝对世界的统治与哈布斯堡皇帝的主权相联系。
哈布斯堡王朝此后的诸位皇帝保留了这一另类的天主教教义，尽管表面上极度虔诚，但即便在梵蒂冈威胁到王朝的利益时，王朝也绝不会屈服于罗马教廷。尤金亲王的军队不顾教皇的抗议，占领了梵蒂冈的领土。弗朗茨?约瑟夫（1830—1916）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宗教选举秘密会议在 1906 年选举教皇的权利，因为他相信枢机主教们一定选了一名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在德意志帝国“远离罗马教廷”的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也反对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公开支持天主教学校的行为。帕尔指出，弗朗茨?斐迪南很愿意为了三个骑兵军团就放弃“他所有的主教”。
末代皇帝卡尔和历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一样，虔诚地信仰王朝中的传统天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参战，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个人的祈祷椅。1922 年，他在马德拉岛去世时，躺在病床上的他眼睛还望着圣餐，人们还发现了一张他写的字条：“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情， 我都会请求上帝为我指引，让我战胜挑战。”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种虔诚也对军队产生了影响。1918 年， 卡尔拒绝了军队向他提供的帮助，此举无疑加速了军队的解体。当时他的帝国已经四分五裂，但他本可以通过一些部队来保住王位。伊松佐集团军的一些作战部队已做好了前往维也纳支援他的准备。可怕的博罗耶维奇也完成了后勤规划，准备好了强大的军队。然而，没有王朝的命令，他们谁也不能采取行动， 即便是“皇帝的军队”也不例外。卡尔比哈布斯堡的任何家族成员都要接近圣洁，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带给人民福祉，而他知道此时部署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内战，因此他不愿让这成为哈布斯堡末代皇帝的首选方案。让人充满敬意的奥地利人在 1619 年促成“皇帝的军队”形成，而在 300 年之后， 又为“皇帝军队”的谢幕举行了最后的仪式。*
鲁道夫一世（1218—1291）与其他君主相比，是一名虔诚的信徒。他的后代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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