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母的文化免费在线阅读 TXT小说下载 .epub mobi pdf电子书全集资源

这是一部深度剖析美国文化与美国人心理的著作。

在美国，为什么“杀母”会成为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中反复出现的经典意象？

性别角色为什么会出现严重危机？

现代文明的困境是什么？

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后，孙隆基深入考察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杀母”这一看似奇特的意象为中心，对美国文化各个层面进行了剖析；又进一步追寻了这一意象的形成过程，分析了美国大众心理的变化，将20世纪美国社会的心态逐渐展现于读者之前。

编辑推荐

1.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后，孙隆基考察现代美国文化潜逻辑！

从构思到完稿再到修订，耗时三十余年，深度剖析美国文化与美国人心理。

2.当今美国个体化、心理化和性别化的“个人”有成为全球未来的趋向，不论是好是坏，都该及早认识。

3.蔓延一个多世纪的美国恐惧，由教育到外交，由心理学到文艺，由大众文化到犯罪学，由男性雄风到女性平权，各种不分明、断裂不彻底的焦虑到底源自哪里？孙隆基予以透彻解读。

4.“杀母”为什么会成为美国的时代精神？“杀母”是自我独立的必经之路吗？

孙隆基以宽宏的历史视野，从大众文化作品入手，爬罗剔抉，提出：“杀母”意识乃美国文化长久存在的暗疾。

5.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对美国人心理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美国大众文化如何塑造东方人？又表达了美国人的何种心态？

现代文明的困境是什么？

孙隆基从《惊魂记》《飞越疯人院》《沉默的羔羊》等国人熟知的电影、小说、戏剧切入，将历史、心理、文化、伦理、哲学完美结合，挖掘文化对“人”的设计。

6.原野理想、杀父娶母、大妈咪主义、边疆理论、世纪末思潮、白色愿望时代、杜鹃窝情结、性别教条、阳具型女人、多样相的变态、父母子“永恒三角”……美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课题得以解答，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对美国文化发展的深度理解。

7.本书具有学术的严谨与创见，同时又贯穿了大众文化的轻松与幽默，读者可放松心情，随翻随读，跟着作者进行一场有深度又趣味盎然的美国文化知性之旅。

作者简介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任教，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为国人所熟知，另有《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新世界史》和The Chinses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著作。

精彩书摘

“世纪末”文明的转型危机

19、20 世纪之交，美国社会和文化都处于转型期，问题乃当时西方文明所共同面临：“前工业化的、大体上是农业的、相对是同质的社会秩序在瓦解中。一个稳定的新秩序则还没有建立。”一方面，人们对不断进步怀着憧憬。维多利亚时代的余晖仍在斜照，欧洲人称呼20 世纪的头一个10 年为“美好年代”（la belle epoque），在美国，则兴起了改造社会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使一整个时代获“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之命名。造成对文明幻灭和现代生活的虚无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还在遥远的将来，人类进步的前景是一片看好。但是，“进步”已产生了它自己的阴影，它制造了“世纪末”（fin de siècle）氛围。19 世纪旧秩序消逝衍生莫大的危机感，面对“现代性”的来临也感受无比的震撼。当时，为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危机”观念还未诞生，在达尔文学说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下，这个危机透过另一种话语表达：人们担忧现代文明过度烂熟，斫丧自然本能，会造成“人种退化”、文明没落。

一个现代社会的特色是全民普选日趋制度化。民主化潮流固然代表社会进步，但也带来文明质素降低的忧虑。对此演变不乐观者倾向用“人种退化”“暴民心理”等学说来形容庶民时代的来临。传统妇女角色的动摇和“新女性”之侵入男性公共空间，也令传统男性角色产生危机，这个危机感也把对“退化”“堕落”的焦虑带入性别领域中。近代的西方工业文明一向以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文明自诩，但按当时流行的“文明没落论”和“人种退化说”：文明程度越高，环境则日趋人工化，生物本能亦日益受损而走向衰颓。

在此没落过程里，白色人种恐怕比“落后”的有色人种走得更远。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宰制无疑处于巅峰状态，但已经感受到黄种人（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威胁，于是“黄祸论”的警钟大鸣。在美国，它亦造成内部问题：美国在世纪之交成为亚太国家，西海岸的亚洲移民越来越多，终导致排华和排日法案。同时，黑奴解放后，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越来越紧密，白种人的优越感更为之动摇。

性别角色论在20 世纪中期大众想象里的掠影

在美国性别角色学说成形期间，它势不可免反映到大众文化里，赋予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电影故事以一种时代特色。1942 年的电影《年度杰出女性》（Woman of the Year）描写一对夫妇，妻子比老公有成就，并获得该年度的杰出女性奖，但因为整天忙着自己的事业，无心料理家务，尤其不煮饭给老公吃，因此老公不参加她的颁奖典礼，甚至对她说：“你纵使是本年度的杰出女性，但在我眼里，你连女人都不是！”更不可忍者，是当他给自己炒蛋吃时，老婆的男助理来了，眼都不顾地叫他多炒一份，简直把他当“下女”，到剧终处，当该男助理重施故伎，将帽子递给他，把他当管家看待，终于被老公用暴力打发（虽然是喜剧化的暴力），而妻子则因老公重振男性雄风而投入他的怀抱。

1944 年的电影《嫦娥幻梦》（Lady in the Dark）里面，女主角是一名成功的女性时装杂志总编辑，她事业心强，但感情生活出了问题，她为女性读者介绍漂亮的时装，自己则穿着似男人，她与一位有妇之夫谈恋爱，但当后者与太太离婚、要和她结婚时，她却开始退避，她与手下的一位男助理见了面就发怒，常和他起冲突，当一位万人迷的偶像男明星追求她时，她的反应并不热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她做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师从她的梦境和被压抑掉的童年经验里发现：她曾受到爸爸和男同学打击，对自身性别认同产生怀疑，并且为了不再受辱，养成必须主宰一切的性格。这解释她为何帮助其他女性穿着艳光四射的服饰本人却不屑为之，也说明她恋爱生活的残缺不全，她其实喜欢手下的那位男编辑，但因为后者有男子汉气概、具主宰性，她控制不了，遂常起冲突，那位万人迷男明星倒是完全顺从她的，但这反而令她压抑掉的女儿性无法重现。因此，精神分析师治疗她的配方就是叫她找一位能主宰她的男人，她最后自然是和那位男助理相好。

1945 年，威廉·英格（William Inge，1913—1973）写就了《楼梯顶的黑暗》（The Dark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这个剧本。它至1957 年才获发表，迟至1960 年才搬上银幕，或许曾做修订，但其关切应该反映写作的20 世纪40年代中期，亦即是在性别角色这个议题上大做文章。它的讯息是：女人不该过分把男人和儿子窒息，必须懂得关心他们，唯有掌握了这个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女人才配相夫教子。剧中的家庭主妇柯拉（Cora）和先生闹矛盾，久已不和他行房事，而身为丈夫的鲁宾（Rubin）晚上也常不回家，妻子怀疑他和女友相好。在这段时期，一子一女也面临问题，必须由妈妈操心。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开始交男朋友，但信心不足，妈妈就给她打气，让她能闯“异性恋”这个成人关。儿子则由小孩变成大儿童，必须养成他独立的习性，因此妈妈告诫他“你不能再爬到我的床上来”。

不让儿子拖住妈妈的裙脚，是着眼于培养他的男儿性格。当他的同学在门外嚷叫“娘娘腔”（sissy）揶揄他时，妈妈本能地一个箭步冲到门前，但想了一想，停下来，说：“我猜我总不能一生保护他不受别人侵凌。”拍成电影后则多加了一幕：儿子说还是由我自己面对，就捡起一根棒球棍走出门去。他用暴力一威吓，非但终止了揶揄，还赢得了揶揄者的尊敬，两人成为好友。

在作为“良母”之余，柯拉还得学习如何当“贤妻”。丈夫鲁宾常不回家，原来是被雇主辞退，但死撑男性尊严，对妻子密不透风，也就不好意思回家，反而和青梅竹马的女友梅维丝（Mavis）说了—在原剧里这个人物只现于言谈里，在电影中则有现身，柯拉还专诚拜访她一次，从她口中得知丈夫失业，才恍然悟到自己和丈夫缺乏沟通。此时，梅维丝说她虽然钟情于鲁宾，后者仍忠于妻子，两人止于友情，并告诫说：每一个遭妻子冷落的男人，都有其他的女人在等着要，劝她好自为之。柯拉再遇到丈夫时，就求他不要隐瞒心中的恐惧，鲁宾亦口吐真言：“一个男子汉，即使对他自己也难于承认心存恐惧。”柯拉问何解，鲁宾说：“我总害怕会变成……你姐夫莫里斯那样。”

莫里斯（Morris）是柯拉姐姐洛蒂（Lottie）的丈夫，在专横的老婆面前常吃瘪。柯拉曾和洛蒂说：“我羡慕你有一位能让你专横的丈夫。”洛蒂回答：“对，我能对莫里斯专横，因为他貌合神离，早已放弃了反抗。我专横不专横，对他来说都一样。”当柯拉说“他至少不动手打你”，她姐姐的回答令她吃惊。

前言/序言

新版序言

还得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说起！

我在1983 年出版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它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名气，但后来大家都把我只和这部著作联系，其他都被忽略掉。我在某大学为《杀母的文化》出版做演讲，听众发问仍回归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发问“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我的天!

今日呢？该如何替《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做历史性归位？“国民性”一词乃陈年古董，我在1983 年已用“深层结构”替代它。令人惊讶者，与“国民性”同为清末民初产品的“东亚病夫情结”至今日仍残存。2008 年奥运会时仍听闻“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的言谈，异哉！近年华语电影《叶问》《苏乞儿》《陈真》统统可还原为同一个“霍元甲文本”，还是与外国超强者比武、在敌人屠刀下对决的逆境中克敌制胜那一套滥调。自卑感吗？被虐狂否？阿Q精神不死？这些毛病嘛，凡人身上都有一点，但从清末至21 世纪头10 年仍不舍割弃，仿佛深入骨髓的百年毒瘾。虽然前面重申不宜做国民性概括的话音犹在，仍不禁要问：这样的国民是否有问题？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历久不衰，是否也拜这个征候群所赐？作家绝无把自己的大作入殓之意，只是不愿其沦为另一个“霍元甲文本”。该书自有它的历史价值。它用“身”和“心”作为基础单元演绎出一套“文法”结构，从日常生活的寒暄公式到国家对社会的照顾模式，一以贯之，即使在今日结构主义思维已不流行的情形下，该构思仍呈现知识体系学（architectonics）的审美观。该书的另一洞察恐非读者所能一目了然，例如把中国式人格比拟“亚细亚生产方式”，即是用还未清算掉原始公社的残余就进入历史时期比拟还未摆脱人生早期就进入成人阶段。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书的1983 年，我在国内看到的尽是这类人格失序的一面。今日这些“表层”现象已淡出，但上述这个深层的设定仍有效。

说世上并无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唯独资本主义才是“欧罗巴生产方式”亦无不可。在2009 年9 月出版的《杀母的文化：20 世纪美国大众心态史》一书中，我已换了一个比1983 年更前沿的方法学去讨论同一议题：把美国的国民特征当作中国人的倒影来看。旧版的总论中即如此说：该书处理的是我从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引申出来的一个论题，它与中国人之母胎化呈对包角（subtended angle）的互约，“杀母”现象既然是非中国的，自然成为“美国的”，事实上乃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相互把对方“他者化”的产品，是在同一个话语里打转。后结构主义心理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即说：“言语总是主观地包含了自身的答案。”（详见本书附录一）

简言之，该书中所谓“美国人特性”并非是一个悬在真空里的本质，而是由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反向建构的一个论域，没有“中国人”这幅供投射的银幕，它亦化为乌有。《杀母的文化》一书罗列了一个世纪漫长的美国恐惧，由外交到教育，由心理学到文艺，由大众文化到犯罪学，由男性雄风到女性平权，尽在透露“个体”对困陷于人生早期的恐惧，流露对人格成长阶段不分明、断裂不彻底的焦虑。因此，从一个“分离”到另一个“分离”成了“个体化”的常轨。“杀母的美国”建立在对人情不信任之上。美国的一个大悖论在于将“异性恋罗曼史”—两性的性爱—树立为一个伟大的美利坚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似乎只是为了保证个体的性别与性向的稳定性，但鉴于上述“分离与个体化”逻辑，它同时孵育了“与敌同眠”的被害妄想。

对美国人来说，困陷于人生早期就是人我界限不明朗、自我疆界模糊、主体能动性薄弱、人格趋于被动，而“被动”则是“受害”的同义词。在性别两极分化的设计里，这种人格尤其是男性的致命伤，令他无法撑得起“异性恋罗曼史”这个伟大的美利坚制度，两性分庭抗礼的对台戏垮掉了一方，堕落为“母子关系”—而这正是美国人在“中国人”这位反面教员身上瞥见的荏弱身影。美国过去的年代还有“英雄救美”这个历史陈迹，今日的女性已不再视“被动”为扮演好自身的性别角色，亦直视“被动”为“受害”同义词，“杀母”遂变奏为“杀夫”。伟大的美利坚制度“异性恋罗曼史”才真正堕落为两性恶斗的杀戮战场。

为避免内容超载，书中已宣布“杀夫”变奏将是续篇《男性的邪恶王国》的议题。《杀母的文化》其实已经超载，众多的章节附录已将一个世纪的美国心态史分布于“杀父”“杀子”“杀狂慕者”的支流繁衍中，形成一个“杀母文化”的大河流域系统。“杀母”之为主流，乃由于它是断裂型人格成长过程之基型，是后起人生凡处亲密关系皆会引发爱憎双重情感的本源，是人与人间之“合”只是为了“分”的原始模板。“杀父”则是子承父业，模仿他的性别角色，接收他的地位，是用淘汰方式与他联结（bonding）。至于以“反权威”作为个体成形这道程序，基本上与欧洲人同，非美国独有。“杀子”则在“杀父”“杀母”最起劲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乃该一代自身抵达为人父母年龄而产生的心理疙瘩，是否乃美国与西欧战后一代所共有，待考。

“粉丝恐惧症”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造成仅见于美国大众文化的“杀粉丝”文类。我辨识粉丝恐惧症的心理根源就是母亲恐惧症：母亲永远是儿子的粉丝，儿子在世人眼中再不济，在妈妈眼里总是个“宝”；母子关系是没有“离婚”这回事的，对“分离与个体化”重于一切的美国个体来说，它符合关系终结仍死不放手的“致命的吸引”行为模式。母亲对儿子的攀附乃粉丝攀附偶像的原型。传统妇女除了当妻母外并无其他的人生，而把子女当作自己的人生，这也成为美国惊悚电影中塑造自我被掏空、窃取他人的人生作为一己认同的变态杀人魔之灵感。美国“分离与个体化”的人格把自我疆界绝对化乃产生被害妄想症的肥沃土壤—一切都由“杀母”始作其俑。

某美国学者谓中国式“个体”最主要的部分乃在人际关系里落实，西方式“个体”最主要的部分则是它超越社会的该部分。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比较视伦常关系为天经地义，《杀母的文化》则论证美国人视所有伦常关系都可予以“问题化”。至此，“国民性”说是否借尸还魂？

本书的框限由美国人批判中国人“母胎化”先设定，本书内容是其框限内进行的颠覆，并非天真到认为这就是“客观存在”的“美国人”，而且是一个都没少的全体—这只是幼稚实证论的一厢情愿。旧版上市后，网络上出现一则读者的反应，谓：已经移民美国有年，但从未遇到我书中所描述的情形。这好比一位长期居华的老美说：他从来没见到“割股疗亲”与“郭巨埋儿”这类事。美国的“杀母”须视作同类的理想。这类人伦惨变的实例在人间社会中极少发生，如按人口比例，美国还不见得是最高的，但这是社会统计学领域的事了。

纵使在将美国人与中国人“互为他者”的相异系统（system of difference）里，把最后的观察简约为“美国人视所有伦常关系都可予以问题化”一句话，亦是一百年历史的无数线锯板块之精心拼图，且有其时代性。这些拼块从细节上拼出了20 世纪的历史性内容，并谱出它的大事年表、辨认出每一个年份的酒，与奢谈超历史的刻板印象以满足简单化思维不可同日而语。

2016 年1 月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