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自我与社会

身为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的米德

一

在哲学上，米德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在科学上，他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属于一种古老传统，即亚里士多德、笛卡儿、莱布尼茨的传统，罗素、怀特海、杜威的传统。这一传统看不到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之间有任何明显区别或对立，而且它的成员本身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这些在自己的科学活动中为其哲学提供养料的人对于哲学作出的贡献是不大会被过分强调的。米德在他的一次讲演中说：“一个时期的哲学总是解释这一时期最可靠的知识的尝试。”虽然这句话也许需要根据价值考虑在哲学概括中的地位作出限定，它却为研究米德自己的发展以及研究一般实用主义提供了线索。

到上个世纪末，没有一项知识比生物进化论看上去更为可靠。这一理论显著地引起人们注意到世上发展变化的因素，正如物理学和数学以前曾显示结构稳定的要素一样。这种理论意味着，不单是人类有机体，而且心灵的整个生活，都必须在进化发展的范围内予以解释，分有其变化特性，并且在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心灵必须在行动中出现，可能还必须在行动中保留。必须把社会本身设想为复杂的生物实体并使它与进化的范畴相符。后达尔文主义思潮使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各种术语变得显要起来，用它们重新解释心灵和智能概念，并从这一新的观点出发重新考虑哲学的问题和任务，已成为实用主义的哲学任务。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表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形成体系的时期几乎还未出现。不过已经可以清楚看到建立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资料与态度之上的一种经验自然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自然主义认为，有思考能力的人处于自然之中，并企图避免有关心与物、经验与自然、哲学与科学、目的论与机械论、理论与实践的传统的二元论。用米德的话来说，它是这样一种哲学，它反对“古代哲学的……理性的彼岸性，基督教教义的……灵魂的彼岸性，文艺复兴二元论的……心灵的彼岸性”。在探索与之相随的种种态度对于教育、美学、逻辑、伦理学、宗教、科学方法和认识论的影响方面也同样如此。对于经验方法的实用主义的依赖，加上这一运动与民主传统之间道德的和评价的联系，产生了一种既关心事实又关心价值的哲学概念；以及一种有关当代道德问题的概念，即根据实验方法的态度与结果重新确定和表述人类行为的问题。达尔文主义，实验方法以及民主，是实用主义之流的源头。

在许多方面，实用主义至今取得的最可靠、给人印象最深的成果，是它关于智能和心灵的理论。这样一个理论无疑是整个结构的基础。发展和阐释这一理论，便是乔治•H.米德毕生的任务。米德和杜威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互相补充，而且就我所知，从未有过重大分歧。从密歇根大学时代起，他们就是密友；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们经常一起讨论问题。结果他们在同一任务上作了自然的分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学习的关系；依我看，两人虽有不同特点，但在智力上不相上下；他们凭借各自的独特天才，在交换意见中相得益彰。如果说杜威提供了范围和远见，米德则提供了分析的深度和科学的精确性。如果说杜威既是当代实用主义车轮的滚动轮辋，又是其辐射状的轮辐，米德则是轮毂。虽然计算里程的话，轮辋走的距离最远，但是按直线距离它不可能比轮毂走得更远。米德的思想紧紧依靠几个基本的观念，这些观念在许多年中得到精细阐述。与他自己所说的话相符，米德晚年越来越注意研究的哲学是对基本观念的一种详细阐述，一种“描述性的概括”。这些基本观念代表了他身为科学家所能掌握的最可靠的有关知识。不过，我们这里的任务，不是从总体上考察那一哲学，而是考察该哲学所依赖的科学基础（米德身为科学家对这一基础的产生做了许多工作），以及它的社会的和伦理的方面。

二

身为科学家的米德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今天大家都承认，科学靠理论与观察两条腿走路；科学的逻辑方面（基本范畴的分离和界定的方面，建造体系的方面）对于事实发现者和检验者的活动具有同等重要性。对于用独特的调查方法确定的社会科学的事实主体，米德没有添加什么东西；而对于观念的和概念的结构，他作出了许多贡献。诚然，科学的这两个方面最终不可分割，不涉及事实，科学的观念就不可能得到富有成果的发展和分析；但是米德所诉诸的观察大部分是任何人都能进行的，它们并不牵涉专门的科学技术。他的贡献并不在于数字、图表和仪器方面，而是在于对心灵、自我与社会的本性的洞察。

“社会”与“心理学家”这两个词在一起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与生物学范畴放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传统把心理学等同于对个体的自我或心灵的研究。甚至后达尔文主义生物学概念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都未打破传统的个人主义的前提（赫胥黎想在进化过程中为道德行为寻找一个地位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表明了这一点），虽然它已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人类的心灵如何在动物行为史中出现的问题。在下面这些篇章里，米德追溯了生物学的考虑如何迫使心理学历经联想主义、平行主义、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各个阶段。米德本人的立场是行为主义的，但这是一种社会行为主义，而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内在的行为主义；他没有从任何心理学阶段或心理学学派中找到心灵如何在自然行为史中出现的答案。这里的心灵指的是成熟的、思考的、创造性的、可靠的、自觉的心灵。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便是社会。不过，当着浓郁的心理学空气凝结成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际，米德在芝加哥大学可谓是一种幸运。

这另外一个因素即社会如何进入米德的思想，不容易说清楚，因为他本人没有描绘过这一发展过程。米德处于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开始采取科学的形式这样一种氛围中，这又是一件幸事。唯心主义哲学诸如黑格尔哲学和罗伊斯哲学强调自我与道德的社会性，而米德曾在罗伊斯指导下从事研究。到了1900年，塔尔德和鲍德温对社会心理学已经作出了许多贡献。吉丁斯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库利在密歇根大学也已开始了他的社会学生涯；而米德是库利的朋友，并在那个环境里教了三年书。当时，人们，尤其是德国人，已经逐渐把注意力放到语言的社会性上，放到神话学上，放到宗教上，而米德曾在德国学习过。虽然他在柏林，而不是在莱比锡与冯特一起，但他通过考察姿态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情境而将这个概念分离出来，这无疑要归功于冯特的影响；姿态不仅仅是达尔文所说的“情绪的表达”，它开始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动作的前阶段，另一有机体对它作出的反应表明该社会动作的后阶段。米德明确地从社会角度考虑姿态，并从这样的姿态出发描绘真正的语言交流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米德所走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冯特指出的；并且很显然，通过使用社会性范畴，冯特帮助他纠正了个人主义心理学的不足之处。

不过，米德并不仅仅是罗伊斯、塔尔德、鲍德温、吉丁斯、库利或冯特的追随者。正如以下篇章所表明的，他对他们全都持有一种基本的批评意见：　他们都没有完全地解释心灵及自我如何从行动中产生。这种批评分为两个部分：　（1）　他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把实存的心灵或自我作为社会过程发生的先决条件；（2）　即使就他们的确试图从社会角度予以说明的心灵与自我的那些侧面而言，他们也未能将其机制分析出来。准备从中抽出心灵和自我来的那顶社会魔帽，事先已塞了些东西；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虚伪的预告，说是可以变一番戏法，而这个节目本身从未上演过。米德力图表明，心灵与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而语言，作为一种有声的姿态，为它们的出现提供了机制。

我认为，米德成功地完成了这些任务，特别是成功地分析了语言的机制。借助这一机制，心灵社会地构成了；借助这一机制，意识到本身是一个对象的自我出现了。有这样一个问题：　在把心灵等同于符号的作用时，是否必须认为这些符号全是具有一种社会起源与语音起源的语言符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人和动物的心灵中便可能有某些不属于米德术语范围的个体的方面。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这个问题是指记号情境（非语言符号）与符号情境（语言符号）在发生上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这里，争端主要在于“心灵”和“符号”这些词的外延上，因为米德在某些地方承认霍林沃思所强调的重整作用和亨特所强调的延缓反应这些事实，但和他们不一样，他认为这些过程并不属于“表意的符号”或“心灵”之类。米德承认，个体有机体必须具备某些生理条件以发展语言符号；那些想要在广义上使用心灵和符号的人不妨补充说，个体如果不能对非语言的、因而非社会性的记号作出反应、使得一事件在某一中心器官导致对某些其他事件的预期或重整的话，就不能发展语言符号。不管是否接受米德对“心灵”与“自我”这些术语的用法，在我看来，他已表明心灵和自我完全是在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他第一个分析了这一发生过程。无需赘言，一个比它小得多的成就已足以成为科学和哲学中的一个里程碑。米德的工作标志着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真正诞生的初期阶段，因为他的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事实上米德用生物社会学的术语回答了人的心灵与自我如何在行为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他不像传统的心理学家那样忽视使人类得以发展的社会过程；也不像传统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忽视社会过程的生物学方面，而求助于一种心灵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社会概念，即以心灵为前提的社会概念。米德避免了这两种极端，诉诸相互作用的生物有机体的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姿态（以有声姿态的形式）的会话的内在化，心灵与自我产生了。米德还避免了第三种极端即生物学个体主义，他承认使心灵得以产生的基本生物过程的社会性。

在社会动作的范围内看待个体动作；在生物学基础上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统一起来；把社会心理学建立在社会行为主义的基础上。正是用这些方法，米德努力解决由进化论思想提出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弥补冲动与理性之间的裂隙的问题，表明某些生物有机体如何获得自我意识能力、思考能力、抽象推理能力、有目的行为能力、道德信仰能力的问题；简言之，人这种理性的动物是如何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