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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娅·亚桑诺夫将追随雅各布·贝利这类从美国革命出走的难民的足迹，呈上首部效忠派大流散的全球史。虽然已有历史学家探讨过效忠派在殖民地内部的经历，却从未有人充分描述过效忠派在美国革命期间和之后散居世界各地的历史。事实上，效忠思想广泛存在于早期美国的整个社会、地理、种族和民族谱系中，同那些爱国者相比，这些人的“美国性”一点也不弱。他们中既包括刚来不久的移民，也包括五月花号登陆者的后代，既有英国圣公会牧师，也有卫理公会和贵格会教徒，以及见多识广的波士顿人和来自卡罗来纳偏僻乡村的农民。

编辑推荐

国家图书评论非虚构小说奖、乔治华盛顿图书奖作品

2011年BBC塞缪尔约翰逊奖（巴美列捷福奖）提名

美国建国可以被定义为自由与公正吗？

北美效忠派和印第安部族真的一点美国性也没有吗？

效忠派海路探险的拓荒史又如何影响了加勒比、塞拉利昂和印度的历史进程？

一段迥然不同的美国建国史，精准、动人地再现了北美效忠派被迫出走十三殖民地的流散史。

《自由的流亡者》颠覆了所有毫无异议的假设，任何认为美国的建国是所谓摆脱了暴政与压迫之枷锁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作者简介

马娅·亚桑诺夫目前是哈佛大学柯立芝历史学教授。她的第一部作品《帝国边缘：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2005），获得了2005年的达夫库珀奖，并被《经济学人》《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多家媒体评为年度好书。她的第二部作品《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2011），获得了国家图书评论非虚构小说奖和乔治华盛顿图书奖，并提名塞缪尔约翰逊奖（现称巴美列捷福奖）。作为2013年古根海姆研究员，亚桑诺夫获得了2017年温德姆坎贝尔非虚构图书奖。她经常在《纽约时报》、《卫报》和《纽约书评》等出版物上发表论文和评论文章。

译者简介

马睿，文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拥有17年专业翻译经验，曾长期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担任译员和术语编辑，在翻译技术和术语标准化国际合作中担任重要协调角色，出版过有20余本中英文译作。现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译员。

精彩书评

《自由的流亡者》不仅是一份技巧精湛的历史研究，也是一本可读性强的好书。

——《泰晤士报》（The Times）

这是一部文笔生动、研究精深、充满智慧的书，亚桑诺夫的成就在于，她把大量近期对这些男女的修正主义研究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卫报》（The Guardian）

精到的叙事……亚桑诺夫的惊人成就在于她能吸引读者，让他们带着同情的兴趣去关注革命失败者的艰辛历程。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一部有趣、有意义且文笔优美的研究著作，任何人如果认为美国的建国历程可以毫不含糊地定义为自由和公正摆脱了暴政和压迫之枷锁，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

令人惊叹……［亚桑诺夫］讲述了一段无人谈及的宏大历史。这是关于永远不肯放弃帝国观念的人物、地点和意识形态的叙事。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充满灵气和趣味……［亚桑诺夫］用自己出色的史学天赋书写了数万名效忠派被迫从北美殖民地出走的经历，那里已经变成了美国。……她的这部著作钩深索隐，长处之一就是她能够极为精准动人地再现某些效忠派难民的故事。

——戈登·S. 伍德（Gordon S. Wood），《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失败者鲜有机会撰写历史，但北美效忠派总算有了自己的历史学家马娅·亚桑诺夫。这本书不仅写了他们在独立战争期间辛酸乃至悲惨的命运，还写了效忠派大流散，六万多黑人和白人男女流散到加拿大、加勒比地区、非洲和印度的经历。从未有人讲述过这个故事，且听亚桑诺夫用她不同寻常的优雅风格娓娓道来。

——约瑟夫·J. 埃利斯（Joseph J. Ellis），《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作者

由胜利者撰写美国历史且历史中仅有胜利者出场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但这样一部与美国革命为敌并*终战败的效忠派的历史，还是让我们等了太久。马娅·亚桑诺夫不仅让他们摆脱了后人的傲慢俯视，更让他们鲜活立体地跃现于纸上。《自由的流亡者》对革命年代种种事件的阐释充满才华和启迪，在过去三十年出版的书籍中，鲜有匹敌。这不仅是一部堪比琳达·科利的《英国人》的学术著作，还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杰作，它实现了历史学家*难实现的抱负：让过往的经历重获新生。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衰以及给全球强权的启示》作者

《自由的流亡者》这本书无论眼界还是立意，所涉之广还是研究之深，求真精神还是诱人气派——甫一开始就颠覆了所有毫无异议的假设——直可媲美琳达·科利或年轻时的西蒙·沙玛。事实上，马娅·亚桑诺夫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勤奋的研究人员和优秀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天才。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后的莫卧儿：王朝的陨落，德里1857》作者

精彩书摘

1783年精神

美国独立战争有着对立的两方——但1783年11月25日的那个午后，乔治•华盛顿将军骑着一匹灰色骏马进入纽约城时，只有一方出现在世人面前。在华盛顿的身边，纽约总督快马加鞭，两侧还有驺从卫队护驾。发福的将军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紧随其后，他的身后是八排大陆军军官，浩浩荡荡地行进在鲍厄里（Bowery）街上。市民排成很长的一列列队伍尾随着他们，有人骑马，有人步行，帽子上都戴着黑白帽章和月桂树枝。数千人挤入街道，观看这事先排练的游行队伍朝曼哈顿南端的巴特里（Battery）行进。自1776年以来，整整七年的战争与和谈期间，纽约一直被英军占领。今天，英国人终于要走了。下午一时，随着一声炮响，最后一批英军部队离开了哨所。他们朝码头行进，爬上大划艇，划向等在海港的运兵船。英国人占领美国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了。

乔治•华盛顿在纽约的胜利出场无异于美国革命获胜一方的凯旋阅兵。整整一周，爱国者们大摆筵席，点燃篝火，张灯结彩地庆祝撤离，还燃放了北美地区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烟花表演。在弗朗萨斯客栈（Fraunces’s Tavern），华盛顿和他的朋友们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直至深夜。为美利坚合众国干杯！为美国的欧洲盟友法国和西班牙干杯！为美国那些“为了我们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干杯！“愿美国成为地球上每一位受迫害者的避难天堂！” 几天后，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轶事，说有位英国军官到海岸边走了一遭。这位军官本来坚信权力交接之后的纽约此时已被骚乱弄得焦头烂额，却惊奇地发现“城中的一切井然有序，没有暴民，没有暴动，没有骚乱。”“这些美国人啊，”他惊叹道，“真是一群奇人，他们知道如何自治，别人谁也治不了他们。” 一代又一代纽约人在11月25日这天纪念“撤离日”，这一周年纪念日后来被并入了感恩节，那是美国人在11月份庆祝国民团结的更为恒久和不朽的节日。

但是如果有人不想让英国人离开呢？当天，在喜气洋洋的纽约民众中间，还夹杂着一些不那么开心的面孔。对于效忠派，也就是在独立战争期间支持英国的殖民者而言，英军的撤离令他们愁肠百转，而不是兴高采烈。战争期间，数万效忠派曾为了安全搬进了纽约和英军占领的其他城市。英国人的撤离把未来何去何从的紧迫问题摆在了他们眼前。在新独立的美国，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待遇呢？他们会被投入监狱吗？会遭到袭击吗？还能保有自己的财产或保住饭碗吗？由于对自己的生命、自由乃至在美国能否幸福充满疑虑，六万效忠派决定跟随英国人，到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去碰碰运气。他们还带走了逾15 000个黑奴，这样一来，外流总人数就达到了75 000人，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

他们北上来到加拿大，乘船前往英国，远行至巴哈马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有些人甚至到了更远的非洲和印度。但不管他们去向何方，这流放之旅终究是一条踏入未知的征程。美国有难民们挚爱的亲友，他们的事业和土地、他们的家园和自幼长大的街道，他们曾经赖以为生的一切，全都要忍痛抛舍。在他们看来，美国与其说是“受迫害者的避难天堂”，不如说是虎视眈眈的迫害者。只有大英帝国才会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土地、紧急救助和财务激励，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撤离日对效忠派难民并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崭新的开始，会把他们带向一个新世界，纵然前途未卜，却充满活力。

举例而言，雅各布•贝利就生动地记述了导致他逃离革命中的美国的原因。贝利在马萨诸塞出生和长大，自1760年便作为一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在缅因的波纳尔伯勒（Pownalborough）边境地区传教。他在当时地处偏远的荒野传教之时，他的哈佛同班同学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波士顿高声表达了各殖民地对英国的不满，成为独立事业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贝利曾宣誓对国王、也就是他的教会元首效忠，他认为誓言是神圣的，因而在他看来，如果公开放弃对国王效忠，既是叛国，也是渎圣。随着加入反叛一方的压力日增，贝利勉强保持着自己的忠诚。当他拒绝为省议会宣布的一个特殊感恩日赋予荣耀时，波纳尔伯勒的爱国者们威胁要在教会门前竖起一根自由之杆，如果他不为节日祈福，就在那里鞭打他。另一个吓人的凶兆是他发现自己有七只羊被宰杀了，还有一头“漂亮的小母牛”在他的牧场上遭到枪杀。到1778年，这位牧师已经“遭到愤怒暴民的两次袭击——四度被拖到冷漠无情的委员会前问话……三度被从家中驱赶出去……两次遭枪杀未遂。”他为逃避被捕而在乡野间流浪，其间他年轻的妻子和孩子们只好忍饥挨饿，“接连几天都没有东西吃。”在贝利看来，爱国者们明摆着就是迫害者，是“一群乖戾粗野之人，他们手握权柄、心怀怨毒，只要看见任何人与大不列颠有关或对它有所依恋，便张牙舞爪山呼海啸，恨不得扒其皮、噬其血、食其肉。”

贝利当然颇有点儿语言天分，擅长耸人听闻。然而他夸张的描写也的确表达了他对家人安全发自内心的担忧。他仍然不愿意公开背叛国王，也同样不愿意因为拒绝这么做而身陷囹圄，眼前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了，哪怕它乏善可陈。1779年6月的一天，天光未亮，贝利一家人便面色严峻地“开始为我们的放逐准备行装了。”他们穿着仅存的各色七零八落的残破衣服，收拾起被褥和“我们所剩无几的一点儿值钱东西，”走向一条船，它将载着他们驶向最近的英属避难所新斯科舍。虽然遭受了种种磨难，离开故土仍然让雅各布和萨莉•贝利难抑“心中的悲苦”。两周后当他们驶入哈利法克斯港，看到“不列颠的旗帜飘扬” 时，忍不住大松一口气。贝利感谢上帝“引导我和家人安然无恙地撤退到这自由与安全之所，从此远离暴政之癫狂，压迫之凶残。”他们总算来到大英帝国的领地，总算安全了。但贝利一家人落脚“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不名一文、衣食无着、连个住处也没有，更别说家什了，”未来如何，只能听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