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从社会史和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之轮廓的著作。第一编涉及清朝统治之下满汉关系的变化。从社会史角度关注“中国近代”的复杂性，并非要将中国近代打入另册，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在全球视野下把捉中国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第二编从东西关系讨论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之问题。第三编选择宗教/基督教题材，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讨论了上述不同面相与论者持有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作者简介
提倡“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力求打破古今中外之区隔，学科涉及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领域。日文专著：《中国の「近代」を問う——历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近代中国の宗教、結社と权力》、《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中文专著：《作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宗教》、《十字架与龙》等。主编《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の空間の形成》、Social Memory and Identity in China, (ed.),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New York: M.E.Sharpe, Winter 2004-5/Spring 2005,nos2-3.）等10余部，发表英、日、韩等外文论文50余篇。共同主编《新史学》、《亚洲概念史研究》、《新学衡》等，推动编撰“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的100关键概念”国际学术研究。
目录
第一编
第一章 想象的血——异姓结拜与记忆共同体的创造／003
一 摹拟亲属：宗族社会的自我/他者／003
二 歃血结盟的理想型／007
三 异姓结拜与歃血结盟／011
四 创造记忆共同体／018
五 结语／023
第二章 太阳的记忆——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的知识考古／025
一 楔子：甲申三月十九日／025
二 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创造／027
三 太阳诞辰话语的文本化／037
四 记忆/忘却的再生产／047
五 结语／054
第三章 文本中的秘密——《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作者、底本与叙事／056
一 问题所在／056
二 文本之间／058
三 文本之内／073
四 文本之外／077
第二编
第四章 “东洋”的变迁——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东洋”概念／085
一 小引／085
二 南北坐标轴上的东西洋：传统知识的轮廓／087
三 东西坐标轴上的东西洋：西方近代知识的导入／095
四 附会的“近代性”：大瀛海话语阅读／104
五 余语／110
第五章 连续性与断裂——20世纪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113
一 引言／113
二 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叙述／120
三 历史教科书里的黄帝肖像／134
四 结语／146
第六章 布鲁门巴哈在东亚——“人分五种说”在东亚的传布及文本之比较／153
一 引言／153
二 来华西人与“人分五种说”／158
三 “人分五种说”在日本的传布／173
四 “人分五种说”在清末民初的传布／186
五 人种概念：一个比较／197
第七章 黄帝自巴比伦来？——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202
一 楔子／202
二 从“语言科学”到“历史科学”：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205
三 在“Orientalism”与“东洋学”之间：“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明治日本／215
四 本真性与外来性：“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清末中国／225
五 结语／239
第三编
第八章 基督教本土化序章——《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247
一 《北京条约》第六款汉文本与法文本之比较／248
二 汉文本《北京条约》第六款之实施／254
三 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之初读／259
四 结语／267
第九章 作为他者的“洋教”——19世纪基督教与中国社会／269
一 引言／269
二 “洋教”：作为他者的基督教／272
三 与他者的距离：宗教感情的龃龉／275
四 他者的回转：宗教组织间的交错关系／281
五 结语／288
第十章 表述宗教——“中国宗教”在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291
一 宗教盛宴／291
二 最初儒人海西经／294
三 李提摩太的翻译／302
四 传教士的中国宗教观／307
五 来自日本的声音／313
六 从religion到宗教／318
第四编
第十一章 “中国有中国的尺度”——以橘朴与鲁迅的谈话为中心／325
一 那人是谁／325
二 鲁迅如是说／331
三 新思想与旧思想／336
四 橘朴没有说出来的话／341
五 话外之话／345
第十二章 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348
一 引言／348
二 知识旅行／349
三 概念史的源与流／353
四 历史性基础概念／360
征引文献／368
索 引／405
后 记／416
前言/序言
家乡很远，天下很近。每当新学期开始，我总会问学生能不能讲讲家乡的历史，得到的回答总是令人感叹不已。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有一段批评旧史学弊端的文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百年后的今天，如果将第一句话中的“朝廷”改为家乡或地方，四句话似乎还可以分别倒过来读。
19世纪以降的中国历史通常被称为近代史，中国的近代是在市场、战争、改良、革命等力学作用下逐渐展开的“匀质化”过程：直线的时间出现了，杂质的空间被（想象）抹平，人与人的公共意识差异被最大限度缩小。近代国家追求的目标正是梁启超所推崇的历史叙事，这一历史叙事要上溯到一个世纪以前的欧洲。
18世纪末，作为现代概念的“历史”是与“未来”一起诞生的，按照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说法，“历史”从复数名词变成单数集合名词，具有事件、叙述和知识三个面向。 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扬弃文明-进步的普遍史叙事（universal history），以科学的实证方法关注特定时空下人群的聚散离合，建构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学，此即通常所说的以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或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学。兰克开启的现代历史学影响深远。拉维斯（Ernest Lavisse）、莫诺（Gabriel Monod）、瑟诺博思（Charles Seignobos）等负笈德国，学习兰克史学方法，奠定了法国现代历史学的学科体系。1887年，兰克去世的第二年，其弟子犹太人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漂洋过海，受聘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里斯用佶屈聱牙的英语课堂授徒，规范史学写作，创办了比《美国历史评论》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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