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

　　将这些事情了然于胸后，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追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的错误是否真的是这些折磨人的和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决策。这些决策规定了军事行动，使军事行动压力下的盟军内部关系得以具体化——换句话说，它们是否真的是少数身居高位的人做出的决策的错误——它们是否不是我们整个社会关于我们从事的军事冒险的理解和态度的更深层次的错误。首先，人们不记得这场特殊战争的本质上的、不可避免的防御的性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西方国家起初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仅能实现我们的一部分目标，并且只有在与极权主义对手合作并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那部分目标。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源自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
但是，对我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的失败，是将战争的局限性——任何战争——当做民主国家目标实现工具的一个失败。这是一个作为民主实现手段的武力和强制的恰当关系问题。我最不能否认的是，它们在民主的国际和国内功能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世界变成一个与我们纵观我国历史所推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仍将是正确的。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在国际领域使用强制工具，没有对其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全民性理解，那么我们会继续损害自己的利益，几乎和我们促进自己的利益一样多。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人类的残害和屠杀，对人类住所和其他设施的破坏，无论出于哪些必要的理由，其本身都不能为民主的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对于我们自己国家同样的破坏和对我们的人民同样的屠杀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替代方案。它能够令人信服地保护那些必须得到保护的价值，以及那些无法用其他方法保护的价值。有时，如果以深谋远虑、谨慎和节制的方法使用，它能够以较少的暴力换取较大的暴力，推动人类活动的潮流进入比它原本采取的更有助益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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