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尼亚

长大成人之后，弗朗茨·斐迪南又耗费了漫长的 25 年时光，等待着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寿终正寝。正如德意志皇储腓特烈·威廉一般（或者英国王储查尔斯也可以归入此列，只是相较之下戏剧性不可同日而语），他也坠入了皇室的古怪诅咒之中——在位君主因养尊处优而格外长寿，继承人则要在一日日的无望中等待。弗朗茨·斐迪南曾经对局势做出十分精心的详细规划，计划建立大奥地利合众国，取代哈布斯堡帝国现有的混乱状态，采取联邦制来平息民族主义的火焰。由于前任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掌控着权力，对朝政影响力惊人（他本人自 1848 年开始的漫长统治期几乎无甚作为），弗朗茨·斐迪南不得不安排一些相对无关紧要的国事访问以消磨时光，他首先选择了萨拉热窝作为自己的目的地，这座城市是奥匈帝国的新殖民地——前奥斯曼帝国领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核心城市。事实证明，历史总是不受控制地向着最悲剧的方向发展（塞尔维亚的暗杀者们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弗朗茨·斐迪南数年来的苦心经营未曾为国家带来任何改变，而是最终加速了他的死亡。

斐迪南遇刺身亡立即激起了欧洲各国其他大部分君主的强烈愤慨——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斐迪南相识甚久，十分了解他的为人，并且或多或少同样对年老昏聩、庸碌无为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心怀不满。无疑，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欧洲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自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和美国总统麦金利十余年前遭遇暗杀身亡以来，斐迪南的死激起了人们最为强烈的愤怒情绪，并且也带来了更为广泛深远的国际影响。从德国一方的角度来看，这次谋杀让整个德国社会陷入疯狂的热潮，并丧失了一切冷静缜密的军事规划。目前形势最大的风险在于，假如奥地利不顾一切地对塞尔维亚展开军事报复行动，将迫使俄国与后者结成同盟。随后，法国也会遵守承诺，站到俄国一方。面对如此僵局，德国也无法继续袖手旁观，令其在欧洲的主要盟友奥地利陷入灾难，因此只能被迫面对不可避免的灾难，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开启战前动员。

如今的德意志帝国面临着随时可能引发灾难的严峻现状——相比周围的主要邻国，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始终不尽如人意。无论建立多少大型冶炼厂，拥有多少无畏舰、化工厂或是宏伟的巨大俾斯麦雕像，德国的地方主义始终像是顽固的诅咒一般挥之不去。最终几乎摧毁整个欧洲文明的并非德国压倒一切的强大实力，而恰恰是它处于边缘的非关键地位。法国、俄国和英国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力量，重视发展海军，对于海面上的风吹草动，这些国家都有着最高的敏感度：俄国和英国业已解决了它们在中亚地区的分歧，而法国和英国也对在非洲的力量均势达成一定协议，但德国在这些地区的纷争中始终处于局外人的被动地位，无法掌控主要的话语权。在多年的疏远与敌对之后，英国终于决定屈服于现实，与美国重新恢复关系——这或许是 20 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决定之一——并降低位于加拿大的海军基地防卫等级，以便调动更多的舰艇和人员，为未来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这一系列战略决策为英美之间建立紧密协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也因此杜绝了德国从中作梗的可能。自从德国占据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来，法国始终拒绝与德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因此十分乐于与强大的同盟俄国建立紧密关系，

并坚信法俄同盟必将成为德国在任何战争中的最大噩梦。法国在俄国境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投资，令俄国拥有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及时抵御德国进攻的稳固基础（然而，曾经的俄国和德国也保持着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的德国与曾经传说中的战争怪物可谓相去甚远，它所面临的除了一支长久以来疏于实战的军队，还有四周虎视眈眈的强敌，只有奥地利或者意大利和土耳其（德国另一个主要投资国）能够与之结为同盟。毫无疑问，德国一直以来在外交领域的强硬姿态和无谓态度令 1914 之前的欧洲氛围越发紧张，但这些策略无疑强化了德国各个主要敌对国家间的同盟关系，德国在其中唯一获得的利益是法国割让出的一小块刚果盆地殖民区，即新喀麦隆——其作为政治实体的历史甚至比革命时期的南普鲁士更加短暂。

所有这一时期的欧洲大陆国家都致力于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军事扩张，并且纷纷制订了十分周密的战略计划，意图一举将敌国彻底击溃。当西欧的战事于 1871 年大体结束时，各国因为加速工业化进程而耗费的资源已经不计其数。然而，最终的胜败究竟会如何发展，依然是任何人都无法解答的难题——任何人，或许除去某些奥地利人，事到如今仍然徒劳地坚持宣战，尽管他们事实上早已一败涂地。

德国所设定的战略计划令他们能够复制 1870 年的辉煌，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对法国作战的胜利，但作战的范围已经今非昔比——因此战略目标也相应转变为击败俄国军队。然而，德国未能对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应对措施做出及时预测。一直以来，德国都是在英国声明保持中立的基础上开展军事行动。他们意识到英国并非因协议的约束而必须为法国提供帮助，英国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保持的中立立场也为德国带来了诸多便利。除此之外，德国与英国王室血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足以成为两国间共同利益的稳定基础。这些设想在英国也引起了一部分的共鸣，但英德双方都未能充分认识到提尔皮茨引领的海军军备竞赛究竟会带来多么巨大的危害，以及在这样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德国的敌意将会令英国和法国建立曾经难以想象的密切同盟关系。在这一时期，各国普遍对战争采取了不顾一切的鲁莽态度，德国则急不可耐地想要在法国和俄国同盟进一步壮大、占据欧洲列强力量格局的核心地带之前将之各个击破，但英国的行动过于迟缓，未能及时表明战略目的，同样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恶果。公平而言，英国介入德国的战略规划是毫无意义的愚蠢行为，未能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德国当时正深陷中欧地区的事务难以自拔，而英国在战争中的首次敌对行动便是摧毁连接德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电缆线路，以及彻底摧毁对方的全球无线电通信设备，最终将全球的大部分通信系统都完全掌控在己方手中。德国曾经十分正式地考虑通过扩张自身的海军实力与殖民地统治范围与英国正面对抗，但对于这样的虚张声势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最终德国也确实深受其害——却始终没有清晰的相关应对决策。相比针对法俄同盟的周密战略计划而言，针对英国介入的军事行动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德国期待能够用速战速决的策略解决英国的威胁，却忽略了英国海军持久的战斗力究竟能够给德国带来多么巨大的挫折。

第一次世界大战博物馆位于英戈尔施塔特，是世界知名的巴伐利亚军事博物馆下设的一处分馆，其中的展品琳琅满目，引人入胜。这座博物馆内陈列的一幅当时的精美地图十分生动地再现了 1914 年秋天的景象，但地图的主题并非是德国发起的施里芬计划（德国部署重兵，希望借此打击法军，但最终失败），而是德国成功抵御法俄联军同时发动的进攻的景象。随着各方正式宣战，法国迅速向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派驻大量兵力，而俄国则进军东普鲁士——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最为担忧的局面。俄国军队的调动和行进都十分迅速，德国一方所策划的率先击破法国，随后对付俄国的战略在数天之内即告破产。法俄联军占据了一小部分德国领土，但事实证明占领这些地区对整个战局无关痛痒（虽然联军的入侵在东普鲁士引发了大规模的恐慌，当地居民纷纷收拾家当驾车逃亡，造成当地道路拥挤，这也是 1944 年更大规模灾难的前奏）。法国计划利用几天时间占据阿尔萨斯地区的城镇米卢斯，以便让胜利的消息传回巴黎，鼓舞全国士气，但这一计划很快夭折。法国的进军彻底遭遇失败（这次军事行动被简单命名为“十七号计划”，显然缺乏鼓舞人心、提升自信的力量），这种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这场战争的大部分幸存者（假若法国战胜，这些人或许会继续行军，继续在德国不为人知的偏远地带进行探索）最终回到法国重整旗鼓，随后参加了马恩河战役。在东线发生的一系列激烈遭遇战则被称作坦能堡会战，德军在早期的紧张部署之后，成功地一举击溃了俄国的两个集团军，自此俄国再未能从东面正式对德发起进攻。这场著名的战役令两位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最终在战争后期成为军事独裁者，并且在不同时期给希特勒的权力扩张之路扫除了障碍，虽然有时是出于自愿，而有时并不情愿。

在坦能堡会战中，德军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某种古老的中世纪战斗精神，尽管这座小城镇在战争中并未占据关键地位，却因这场规模宏大的战役获得了独特的历史意义——15 世纪时，条顿骑士团曾经在此与波兰-立陶宛联军作战，当时波立联军大获全胜。以某种略显疯狂的逻辑来看，坦能堡会战的结局或许是德国对久远年代里曾经犯下的错误加以弥补——这一次，德国条顿骑士最终彻底征服了斯拉夫骑兵。坦能堡战役在德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人坚信自己已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英雄时代——在克尼格雷茨以及色当战役中全歼敌军，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或许能够重现，任何人都应该为未来的英雄主义战争尽一分力量。几周

后发生的马恩河战役战况惨痛，但许多德国人都因坦能堡会战的大胜而喜悦不已，未能彻底吸取马恩河战役的教训。事实上，马恩河战役的结果已经从根本上杜绝了所谓“英雄主义战争”的一切可能性，也令入侵法国的计划彻底宣告流产。无论如何，坦能堡这座城市都会延续下去——这里铭刻着东普鲁士人终于从俄国奴役之下获得解放的喜悦，同时也是“二战”时期纳粹在东线的一处关键要塞——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纳粹势力的影子——从希特勒上台执政后下令设计的一种赏心悦目但令人不安的纳粹“坦能堡”字体，到柏林的坦能堡大街。在这里，知名作家纳博科夫产生了源源不竭的灵感，创造出他笔下小说《天赋》中的自传式主人公——同样是一名旅居德国的俄国流亡者。

最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况逐渐白热化，俄国饱受蹂躏，遭遇了一系列屈辱的战败，在被共产主义政权接管之前，俄国便已经因德军的猛攻而四分五裂。因为形势陡然逆转，俄国不再是1914 年之前那个德国军方需要严肃正视的超级大国。尽管正处于江河日下的颓势，俄国仍然在暗中策划摧毁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虽然最终遭遇失败，在东线却始终保持着战略优势。德国在短时间内掌控了十分广大的殖民地，如 1917 年占领乌克兰等，这样的局面令德国幻想一场彻底的胜利，但同时也令后世的纳粹领导者们执迷不悟，沉浸于曾经的伟大胜利中不可自拔，并盲目地坚信德国能够在 1941 年重现“一战”时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