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汉学

　　此书缘起，当在1994年初即将结束客居日本的研究生活之际。归国前，我从东京去银装素裹的京都查阅史料，蒙狭间直树教授相邀，在他主持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梁启超研讨班例会上做报告。还在博士论文的修订期间，我即注意到晚清民国时期学界风潮锋芒所向的教职员中，不少人是当时的学问大家，他们在近代中国学术的转折期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不是仅仅从学潮角度立论所能认识清楚的。因此，在集中精力关注近代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一课题的同时，注意收集有关近代学者的资料。此外，因为研究甲午至辛亥海内外中国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对于和政治关系密切的梁启超了解较多，于是选择“梁启超与近代学术”为报告题目。
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史料大量涌现，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或以为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何以学问独盛？言下之意，颇疑立说者居心叵测。其实学术文艺等事，虽不能脱离社会基础，乃至有人称第三世界的学者只能做第三世界的学问，其兴却往往不在太平盛世。纵观古今中外，乱世出学人，绝非例外。正如1932年孙楷第函告陈垣：“窃谓吾国今日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①近代学问大家，对于清学用功颇深，源流脉络，长短利弊，了解周详，虽见仁见智，不无微词，但变换角度，亦可谓心得独多。清学极端发展，得失清晰凸显，适为近代学者奠定更上层楼的基础。认识和把握清学史，正是近代学者超越前人的妙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