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

二、新现实的挑战新思维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现实。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交叉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局面：盟国之间密切的军事合作与激烈的经济竞争同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不妨碍安全关系的发展；社会制度上的共性无助于缓解领土争端和军事对抗；共同宗教信仰未必能成为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宗教的号召力却往往是国家间战争的催化剂。由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变化，各国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都会根据各自所面临的新现实，进一步进行调整。那么，我国理论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哪些新现实需要进行理论探索呢？1.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我国理论家需要解释的新现实是：第一，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虽然战争的危险一直存在，世界大战并未爆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爆发。军备竞赛的升级与战争危险的增长看来不是同步的。美苏之间的全面军备竞赛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从陆地、海洋到外层空间，正在不断扩展和升级。与此同时，中国在裁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行动，继续压缩国防开支。第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爆发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今天对我国领土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其他类型的国家。第三，战后局部战争大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虽然有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问题、超级大国争夺等因素，但战争频繁并持续不断的原因，不能完全归于外部干涉。超级大国有时反而需要通过对话或默契以防止局部冲突扩大化。在地区性民族或种族冲突中，阶级斗争的因素不明显。第四，战后在西方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进行的一些战争及出现的战争危机，例如，美国进行的侵朝战争、侵越战争，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入侵，美国同利比亚、伊朗的冲突，英国对阿根廷的马岛战争等，都不是(或不能引发为)“典型”的帝国主义战争，即垄断资产阶级为争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进行的战争。对这些冲突需要做出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第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民经济军事化不是必然趋势，统治阶级不再靠暴力镇压手段维持政权，也不存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现实可能性。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战争，也不直接反映阶级对抗。2.当代苏联的战争与和平理论，必须回答上列事实中的大部分问题。与中国面临的不同现实是，苏联的主要军事对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国家构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的观点仍然有较强的适应性。戈尔巴乔夫等人回避了关于社会国家之间战争的理论说明。但是，苏联在对外政策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它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落后地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带来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对阿富汗的侵略更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以及国内人民的反感和抵制，不得不进行反思和政策调整；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至今未取得任何进展。种种事实向苏联领导人证明，单靠强大的军事机器和武力的运用，既不能换来自身的安全感，也不能达到预定的政治目标，更不能换取国际威望。相反，战争手段的使用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代价。3.关于使用武力的教训同样适用于美国。越南战争的惨痛经验迫使美国对自己使用战争手段的有效性提出怀疑。西方国家在国外长期卷入军事冲突，一定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遭到驻在国人民越来越多的抗议。北美、西欧、大洋洲以及日本的和平运动，不能不受到西方政府的重视。西方过去一贯宣传说，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来自“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煽动的叛乱”。这一论调在一些重大的现实面前站不住脚。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再视中国为它们安全的威胁，反而企图同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但中国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其次，近年来给西方造成严重麻烦的地区性冲突和危机中，许多事件都没有看得见的“莫斯科之手”，更不是当地共产党活动造成的。国际恐怖活动，也无法归罪于苏联及其同情者。再次，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变化，西方国家必须重新估计苏联威胁的程度和方式。中、苏、美等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取向虽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战略思想的基础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对世界各种基本政治力量进行分析估量。不过，将世界各国按照某些标准(各国标准不同)划分为“好国家”和“坏国家”，或者“朋友”和“敌人”，这种思维定势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的世界政治进程。多样化的政治现象需要有多元化的政治理论来解释。